“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蔡明忠
1966年5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1967年3月24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xx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300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3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8月23日，刘传新将814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8月29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1080人，还有459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17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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