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br≈gt;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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