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宗棠没有说话，他也把目光投向曾国藩。当时左宗棠名声虽高，但没亲自带兵，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带头人，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也绝不可能的，不说别人，曾国荃、曾国华等曾氏兄弟也不会答应，还有曾纪泽，更不可能答应。
在会议期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说话，湘军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反对自立，但是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也很不爽，作为湘军首领，他也要为战后湘军的出路考虑，等大家都说完了，曾国藩说：“人常言，事者，势尔！窃以为，时候未到。如若我们现在起事，何以带兵？何以平长毛？而且天下百姓，苦战争久矣，如若湘军也造反，中国怕从此再无宁日。等我们平了长毛再说吧。”
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咸丰皇帝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
大沽一带防务，咸丰皇帝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让他率领满清二百多年前征服中原时引以为傲的骑兵劲旅杀敌！
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
这些清廷毫不知情，在理论上，作为失败一方，中国打了一次胜仗，这个“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
打了小胜仗的咸丰皇帝和中国官僚们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
而内忧，则是在这期间，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端掉。陈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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