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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