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１９３３年９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１９３５年１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６７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

    为推进“中日亲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５月，南京和东京同时宣布两公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显示“两国国交的增进”国民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规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论和行动，不准组织反日团体，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然而，蒋介石的“中日亲善”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大为称赞的日本外相的“日中亲善”的演说，只不过是日本广田内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的一种烟幕弹而已。随后，日本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国的国土。一些地方宣称“脱离中央”、“自治独立”，组织所谓“自治委员会”，实为日本的傀儡。又一个“满洲国”的阴魂在华北土地游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评析：

    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实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延伸。搞阵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觉书》，对有明显的屈辱性的条款，他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指使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代表冈村宁茨竟然蛮横地要求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限定签字的时间，中国所受的屈辱不亚于当年李鸿章在日本东京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城下之盟，蒋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Ｑ精神；推进所谓中日亲善，麻痹国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蒋介石所谓对日“委曲求全”的外交，丧失民族气节，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全”，而是国土丧失，山河破碎。

    在对日外交上，蒋介石委曲求全，以忍为要。然而，一般意义上讲，“小忍”寓“大谋”，“大忍”藏“阴谋”。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好让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兵力从事反革命、反民主的军事行动，置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而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惟日本之命所是从，丧失国格，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