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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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杂感和散文(2/2)
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鲁迅对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和传统思想中所谓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使议论和形象结合起来,以彻底革命的原则武装了广大的读者。他在《写在〈坟〉后面》里曾经特别提出:“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是长期以来斗争经验沉痛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进展,一九二五年前后革命风暴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历史不久又以严酷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的正确。《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一篇坚持革命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宣言。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作者援引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彷徨》的书前题辞,移以说明《野草》也完全合适。《野草》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这种感受和探索正是动荡的时代生活的产物,在统一战线内部日趋分化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样的苦闷。不过鲁迅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苦闷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在不少篇什里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在叫唤他,他还是不停步地前进着。无论是世故的恳挚的劝告,还是天真的热情的安慰,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所在,料不定能否走完,却还是谢却一切“好意”,拒绝一切“布施”,依旧昂着头,奋然向前走去。“这样的战士”处身在“无物之阵”里,遇见的是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称”,他们头下有“各样外套”,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好花样”,面对这些变形的假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他举起了投枪”;当一切都颓然倒地,他发现“其中无物”,最后甚至连这“无物之物”也已经脱走,但是,“他举起了投枪”;他不管自己是“战士”还是“罪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在“不闻战叫”的境地里,依旧和原先一样,“他举起了投枪”。这里虽然流露出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却充满着一个战士的自我策励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转。《过客》用对话体,《这样的战士》里出现反复重叠的语句,以表示战士的坚韧和执着。两篇作品的内容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有关,实质上是鲁迅前期的战斗历史的概括。《秋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写洒满着繁霜的园里,小粉红花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枣树则以落尽子叶子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夜游的恶鸟飞过时,小青虫为了追求灯光,千方百计地撞进室内,勇敢地以身扑火。经过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们可以从草木虫鸟的身上,得到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为“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淡淡的血痕中》,以敢于蔑视敌人的气势,嘲笑了造物主的怯弱,歌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使天地在眼中变色。写于“奉直战争”中的《一觉》,则以莫大的欢欣,拥抱了被风沙打击得粗暴了的年轻的魂灵,他们象受摧折的野蓟一样,依旧开着小花,给旅人以安慰。这些篇什都是战斗的抒情之作,于郁勃挺秀中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野草》里也有一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较多地流露着空虚和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蒙台涅即“蒙田”。,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间”。不过影来向人告别的时候却又抱着献身的意志,它愿意“独自远行”,希望此后黑暗里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影”。又例如《墓碣文》,从“剥落很多”、“苔藓丛生”的碣文里,人们看到了死者的沉郁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预约在“成尘”之后。本篇里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两种思想的对立,而后进终于摆脱了前者,“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鲁迅曾经自述其当时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另一方面,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两地书》(四))。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复仇》、《希望》是对虚伪、旁观和消沉的针砭。《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画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狱》的题旨见同一时期所写的杂感。鲁迅在《杂语》(注:《杂语》,载《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后收《集外集》)里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不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又对那时尚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抱有保留态度,因此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他的敏感的预见是和怀疑的心理相交织的。由于抒写的是心灵深处痛苦的思绪,许多感想又在“那时难于直说”(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艺术表现就比较含蓄,便是传达感激之情的《腊叶》和叙述忏悔之意的《风筝》,也都夹用了絮语与独白。从《死火》起一连七篇,都以“我梦见自己……”开始,因为梦境适合于抒写这种特殊的感受。在艺术构思方面,《影的告别》已经够新颖了,而《死后》一篇,作者假托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已经废灭,知觉神经却还存在,从而讽刺了“青蝇”、“马蚁”看热闹,发空论,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后,还要贩卖“《春秋》大义”等等,设想更为奇特。同书里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类景物清新,格调明丽,而又寄意深远的作品。在《野草》里,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读者也需要根据诗的形象去理解它们。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则是对奴才哲学和市侩习气和讽喻,散文的成分较多,通篇保持着明白晓鬯的特点。《野草》的形式显然受有外国文学中散文诗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莽原》周刊和《晨报副刊》上有许多青年接踵而起,运用类似的形式推动了散文诗的写作。到了三十年代更为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

    比《野草》稍后,鲁迅追怀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间,写下了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曰《旧事重提》一词时,赋之新的内容,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用以说明,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编订成书的时候,才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组文章里,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而动人地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三篇议论与叙述并重,隐寓作家对执笔当时现实生活的针砭,写来挥洒自如,庄诙杂陈。《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五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各各记录了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一幅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或世态画。《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本意在追怀旧日的师友,却也写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运动的片断,境界更为开广。正如他的小说一样,鲁迅在这些散文里也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长妈妈,她有许多麻烦的礼节,却能够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纯然是一个诚笃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范爱农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却总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几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跃然纸上。例如长妈妈,当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的时候,“坚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一段便很生动。再加上睡觉时伸开手脚,占领全床,以及终于买来了《山海经》,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对于生活很随便,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对于学术却又认真,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讲义,订正血管的位置,探询足骨的变形。在对比中,人物的个性便突了出来。范爱农的反对发电,时常瞪着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个性有关,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也是几笔对比的描写:革命以前,他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革命以后,“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点,写来朴素而又鲜明。不仅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是这样,便是三味书屋里“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大声朗读着的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陈莲河;在孩子面前怂恿打旋子,从旁计数,看见大人来了就说“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纵使“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学生。这些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说明鲁迅在艺术创造上卓越的本领。

    《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事和人,往往饱和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1844年2月出过一期双刊号。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固然,鲁迅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例如《狗·猫·鼠》里反对繁文缛节的婚礼,《二十四孝图》里反对矫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对自称维持“公理”的绅士,一味妨害白话的文人,大都口诛笔伐,色严词厉。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论述上,而是深入到内容和情节里。《父亲的病》写两个医生自高身价,毫无实学,《琐记》写衍太太教唆作歹,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抒写里,“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习惯,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例如《五猖会》写出发看会前,父亲忽然叫他背书,全篇都是叙述,到结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写临终前,衍太太按照当地风俗,要他大声叫喊。这一段也是客观叙述,结尾又加上一句:“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出语似极平静,感情却很强烈。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说过:“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朝花夕拾》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反对不恰当的讲礼节,分尊卑,写一群读书人在国外的客车上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注:《朝花夕拾·范爱农》)又譬如他反对空疏而没有效果的教育,略带谦虚地以自己为例,说明学海军爬了几次桅杆,学开矿下了几次矿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注:《朝花夕拾·琐记》)流畅自然,用古见新,在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鲁迅曾说作文的要义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回忆的记事”(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鲁迅的性格和志趣。这类散文读起来亲切平易,写起来却需有较高的功力,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回忆性的散文,鲁迅以后还写了《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至于由他自己亲自编入杂感集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虽然同是怀人或记事之作,而撰写当时却具有更直接的记念意义,与一般的回忆稍有区别。他对散文里这一品种的开展,付出了极大的劳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于对敌人正面交锋的杂感,这些作品着重在抒情与叙述,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艺术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沉含蓄,具有诗的凝炼“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朝花夕拾》流畅清新,表现了散文的通脱与舒展;《野草》通过生活的哲理启迪人们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鼓励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经过鲁迅的实践,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独创一格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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