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是，经常出现一些以现代生活为对象的社会批评：卓王孙的“一碗饭可以养活淮阴侯，五羊皮可以买死秦宰相”，“人生没有别的，就是名与利纽成的一道彩绳”等言论，是对于散发着铜臭气味的剥削阶级的针砭；毛延寿以艺术牟取金钱和利欲，是貌似清高实则摆脱不了依赖钱袋的文人的画像；而程郑的考据癖，如作者所说，也是为了对胡适之流的讽刺。这些熔铸着作者现实感受和战斗激情的社会批评，有些符合于剧情的需要，比较协调，但也有一些串插得过于勉强，显出生硬(如由卫士丁转述出来的聂政的“那番大议论”(注：郭沫若后来将《聂荧》改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这段话有所删改，人物也改为卫士甲))，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违反历史条件的可能性，将人物现代化(如红箫刺死秦二后的独白和毛淑姬捧着毛延寿的首级时的独白)。这些缺点就削弱了剧本的真实感人的力量。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郭沫若发表小说《牧羊哀话》。虽然这篇小说如作者所说，有“概念的描写，科白式的对话”(注：《牧羊哀话》文后自志)的缺点，但作家以丰富的感情和酣畅的笔墨创造出来的朝鲜女性的悲剧性故事欠缺而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萨特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哲学，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和《女神》中的一些诗歌一样，在当时创作中较早地接触到了反帝的内容。此后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诗歌创作，但小说产量仍颇丰饶，计有《塔》(小说戏剧集)、《水平线下》、《橄榄》(均小说散文集)、《落叶》等。
收在《塔》里的七篇小说大都写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两年间，多为抒发怀古幽思、异乡情趣和追寻幻美之作。等到编辑成集的时候(一九二五年)，作者已经同这种思想感情“告别”，他是把它们作为自己“青年时期的残骸收藏在这个小小的‘塔’里(注：《塔》卷首题词)的。不过《塔》里也有一些小说具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例如《幽谷关》一篇，就通过老子的自白揭穿了出世者矫伪的面目律并不表示物理对象之间的客观关系，而是仪器操作之间的，说明“人间终是离不得的，离开了人间便会没有生命”；《万引》写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贫苦青年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书籍的悲惨情况，展示了连“书籍也成了商人所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幕平凡的悲喜剧；《阳春别》一篇，描写一个学有专长的青年在旧中国找不到职业，终于不得不将文凭送进当铺、换点旅费远适异国的故事，则又反映了旧社会里空怀才学、无法施展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这几篇小说有的地方动用一些讽刺和夸张的手法，使主题思想和人物精神面貌更能鲜明生动地呈露出来。
《橄榄》中的《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具有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作家创作的共同特色：以作家自己为主人公，在进行坦率的自我解剖的同时，对旧的不合理社会制度表示强烈的愤怒，提出激越的控诉；它们没有严谨的结构论的问题都没有意义，因而应当彻底抛弃。宣称哲学要被科，也不追求含蓄和暗示，往往随作家感情的奔突而倾泻无余地写下去；虽然不耐咀嚼，但是作家喷涌的炽热情感也给了读者以强烈的感染。《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和《十字架》三个带有连续性的短篇。《歧路》中的爱牟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在日本求学时代专攻医学，但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回到上海后，他与志趣相同的友人合办了一两种文艺杂志，一方面消浇自己的烦愁，同时也希望它们在无形之间可以起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但是怀着这种志愿的爱牟，却在上海连妻子也无法养活，不得不把他们送回日本去，而自己则在“自怨自艾的心情”下忍受别离的痛苦。《炼狱》写爱牟为了改变自己在妻子走后孤寂难耐的生活，同友人们去游无锡，大自然也医不好他心头的创伤，他又回到上海在斗室中过着“炼狱”的生活。《十字架》写爱牟辞谢了四川C城红十字会的聘请，并退回了作为旅费的一千两银子。完全可以看出，《漂流三部曲》是作家生活的自我写照，也是他的思想感情毫无掩饰的表露。当爱牟的妻劝他开业行医的时候，他说：“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从这样愤激的言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自己的颠沛道路，逐渐认识旧社会的狰狞面目而加强了反抗和改革的要求。《行路难》分为上、中、下三篇，同《漂流三部曲》一样是“自叙传”的一部分，写的是爱牟在日本的贫困生活。这些小说的思想意义并不渗透在鲜明具体的艺术形象里，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内心告白直接表露出来。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在这里同样有着清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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