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出巡，向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清圣祖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清高宗乾隆皇帝七下江南，哪一次不是闹得沸沸扬扬？为了顾及皇室的颜面和排场，银子花得如同流水一般，尽是些劳民伤财的勾当。譬如乾隆乙酉年正月，乾隆皇帝巡行扬州，草河、迎驾桥两处行宫修得千门万户巍峨壮丽，从仪征至扬州一路驿道，都将旧树拔了，换栽的乌桕松柏郁郁苍苍遮天蔽日；从北玉皇观到瓜洲渡，直到通抵长江摆渡码头，道路全部整修；六闸、金湾新滚桥、香阜寺、天宁寺至文景寺行宫，崇家湾、腰铺、竹林寺、昭关坝这些地方道路本来已经修过一次，但车过马踏，有的地带泥浆翻起，又成了烂泥滩又重新整治，垫的黄土都不能薄于三寸；因为皇太后和皇后要到小五台和香阜寺，结果从小五台到平山堂，香阜寺到钞关码头，修建的彩坊密度比北桥御道还增加了三成……那是怎样的粉糜奢华……这样的虚耗民力民财，乾隆皇帝还在诏书当中说些什么“不扰民”的话！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中国，可比不上康乾盛世时的大清帝国，不但割了许多地，还赔了不少的款。《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庚子赔款（即《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达到库平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加上历年的利息，总计达到库平银九亿八千万两，都得从历年的财政收入当中扣除。而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起乾隆年间来要恶劣得多。乾隆年间的每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三千九百万两库平银，到了光绪年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八千九百万两库平银，但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根本就没有盈余，造成国库空虚，不得不依靠借贷来偿还战争赔款和支付军费。到光绪二十年为止，就已经签订了总数达四千万两库平银的九笔借款，到了光绪末年，中国向国外借贷的总数达到了七亿五千万两库平银，平均每个中国人借贷一两半（以上数据来源于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
此时的大清帝国，实在是拿不出多少银子来铺张了。十二月十日，金宰阗带了蝉儿和数名宫廷侍卫，乘坐了南下的火车，向着保定，轻车简从而去了。
说句实在话，在金宰阗离开北京城的时候，并不放心庆亲王奕匡、大学士那桐，还有被软禁在皇宫里面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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