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白利南派出了一个精通中国话的英国人濮兰德乘驳船前去截“重庆”号。濮兰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钧发给他的“钦犯”康有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为。以下是他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的对话：
濮兰德：君为康有为乎？
康有为：是。
濮兰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然。
濮兰德：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濮兰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里抄来的懿旨电报，电报上写着：“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兰德：君有进红丸弑上事否？
康有为：我乃一忠臣也！
濮兰德：我领事固知君事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跟在濮兰德身后下了“重庆”号，濮兰德的驳船将康有为转移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国轮船“皮瑞里”号上去了。
至此，康有为基本上安全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升官机会就这样从上海道蔡钧的手掌上飞走了，不但如此，他将面临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处罚。
康有为开始痛哭了，濮兰德劝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为自己的身败名裂而哭；同时他从慈禧的电报上推测，皇上肯定被慈禧杀了。
“皮瑞里”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康有为不停地写信。给朋友写，请求他们救自己的家人；给家人和学生们写，让他们赶快避难。他想跳海自杀，和皇上一块死，因此留下一封遗书，他想到了地狱、天堂和佛家：
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子弟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岁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见《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变法》(一)，第409页。）
在准备跳海自杀的时候，他还作了首诗：
忽洒龙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2～163页。）
康有为没有跳海。他没有死。
9月29日，英轮“皮瑞里”号到达香港，康有为彻底脱险了。康有为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也在洋人的掩护下脱险了。掩护梁启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军搜查的马蹄声中，梁启超和谭嗣同商量着怎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见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8226;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和梁启超会合。
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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