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百多个政党里面，大多数都是些像什么民主党、进步党、柿油党之类的小党，只能纠集数十个成员摇旗呐喊，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过由于政治观点新颖，中华劳工党、中国农民党和中国妇女党也比较引人注目。而影响力最大的党派，要算是以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为核心的中国保守党了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了。
中国保守党的前身是保皇党。它主要由百日维新的成员、倾向新政的满族贵族、立宪派等人员组成。
而中国同盟会则是革命派的大本营。
保皇党和同盟会从各自诞生的时刻起，就开始了与对方的论战。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当时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百日维新”失败后，1898年10月26日，康有为、梁启超仓猝逃走，并分别由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护送至东京。孙中山认为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的，准备前往慰问，建立友谊。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自称不便与革命党首领来往，托辞不见。两天后，孙中山委陈少白拜访康、梁，陈少白痛陈满清政府的腐败，非推翻改造不可。但康有为却认为清帝圣明，总有复辟的一天。结果是不欢而散。
1899年8月初，梁启超前来会见孙中山。孙中山是有气度的人，尽弃前嫌，和梁启超共商合并大计。经过讨论后，梁启超赞同两党合并，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会后，梁启超将讨论结果汇报给在新加坡逗留的康有为时，康有为非常生气，并派人携带款项到日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办理“保皇党”的事务，不得延误。于是两党合作的计划告吹。
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颇有往来，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对两党合作的事是相当赞成的。但由于他老师康有为的立场，使他的立场变得摇摆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请孙中山写介绍信，介绍檀香山的朋友给他认识。孙中山不疑有他，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和多位侨商，请他们支持梁启超。檀香山华侨接受到信后，对梁启超非常礼遇，并且捐出巨款。梁启超极力向华侨宣传，说“保皇党”和“革命党”原属同流，名称虽然不同，宗旨却是一样的。部分“兴中会”的会员竟然被迷惑，变成“保皇党”的会员。于是梁启超就在檀香山创立“保皇党”，并设立机关报《新中国报》，宣扬保皇思想。
1900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两位。谁知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孙中山知道后，急忙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十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同一家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康有为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满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满清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于是在《檀香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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