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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