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审美批评

国大陆的观众就多达一亿四千万人次之多，创造了当时票房的最高纪录。严风英1953年参加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1951年重返安庆。1953年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历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副团长，中国剧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1960年，严凤英加入中国**。她曾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她于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获演员一等奖。 文革中，她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8日夜自杀身亡。1978年5月23日，安徽省委为严凤英平反昭雪，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

    在前十七年及“文革”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悲剧何止孙瑜、谢晋、黄婉秋和严凤英，而是无数个艺术冤魂在悲叹，在挣扎，在期待。

    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对文艺界的又一次“思想统一”。会议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确立为文艺的指南。周扬声称：“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3]。”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界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些作品，结果其中不少电影仍然遭到严厉批判，而批判的理由无非是电影的内容无法满足政治宣传的尺度和需要，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指责为表露了人情人性，《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则因对历史和人物的阐释异于官方基调而遭到批判。接着，在整个文艺领域内，包括电影领域，对电影题材的规定，对电影表演的程式化要求，对电影思想的控制，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前17年”走向了死胡同，电影领导权被**控制，八个“样板戏”成为全中国当时七亿人口的精神“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