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谈文化

里闲逛。有一次我让儿子骑在我脖子上，他拿着一本画册在看，我一手笼住儿子，另一手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任秀玲老师迎面走过来，呵斥我道：“哪有你这么带孩子的？你这是当爹呢还是耍猴呢？快把孩子放下来。”高秀芹博士在《江湖寂寞》中回忆说：“后来，我在校园里开始看见老孔用自行车驮着孩子玩，在细碎的绿荫里，老孔很大的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小人，极温柔与极粗糙结合在一起，很不相称。”高秀芹这句无心的调侃，却道中了一个“不相称”的意象。每天转悠在校园里，转悠在筒子楼里，似乎越来越跟我们世纪末的形象“不相称”了。

    那时我也常去别的筒子楼“访贫问苦”。在吴晓东陈晓兰家吃过美味的羊汤，身体紧挨着门，晓东在楼道里忙活着，我和高远东高谈阔论着。远东和李杨住在18楼，我每每在楼下喊一嗓子“远东！”，答应了我便上去，如果没答应，我总怀疑或者说是盼望远东师兄“金屋藏娇”，我就不上去了。那时我们“三东”住得如此之近，却未合作搞点儿什么，想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真是遗憾。

    其他有来往的中文系的“筒友”，就是黄卉、李更、王娟、卢伟、汪春泓等。还有一位出版社的马辛民，硕士时代跟我同住47楼的。我们这些“筒民”，都不做长远打算，因此基本上不买什么“家当”。唯独马辛民，购置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电视冰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颇有“终老于此”的气概。我说小马呀，你这是万事俱备，只欠新娘啊。我趁你的新娘尚未过门，先享受享受你这大彩电吧。小马说，没问题，你买了什么臭鱼烂虾，也可以放我这冰箱里。那时候，筒子楼里最豪华的，就要数我们24楼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