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仍不听，过在左右队长，先斩之！”阖闾见要斩爱妃，连忙求情。孙武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将两名队长斩首示众，然后重新任命队长擂鼓操练。此时，再无一人敢不遵从号令，训练终于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曾国藩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一定的法制，而且要认真执行。所以，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而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
既然有法必行，故不得任意赦免，因为“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而与赦免相关的赎罚，也应当严禁。对于所犯之罚，不能赦，也不能赎，那么用法肯定从严。要从严而适当，恰到好处。因此，执法者“公明”和“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必然出现冤狱与累讼。冤狱多，案子的连年不决，必然导致民穷财尽，怨声载道。
为了湘军顺利建成，他采取了“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衣冠败类”。的措施。严惩在湘军操练过程中消极懈怠官兵，对于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人也毫不留情。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
“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曾国藩认为能战是最重要的事情，假如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突围，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对曾国藩而言，最显露其“执行力”的战略，就是1862年的天京之战，当年，曾国藩调动湘、淮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期间，曾国藩实施坚壁清野、挖地道、合围、各个击破等策略，历时一年多，攻克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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