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评传

学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儒者借助于经学形式所阐扬的儒学思想在思想领域仍然享有不可超越、替代的崇高地位。诸子之学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或思想仍是正统所在，即使是那些不完全同意儒学主张的人，在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不得不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参照系，至少在一些学者或思想家的潜意识层面当是如此①。道家之学也是如此，它所面临的是业已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之学，它的重建不能不首先考虑和解决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因此，玄学作为道家之学的复兴形式，就不能纯是复古的，而① 玄学的产生和兴盛，其原因极其复杂。学者多有说明。可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版）

    ① 任继愈对此有详尽的分析。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魏晋玄学产生》三。

    是围绕着儒道关系展开讨论，并糅进了时代的新内容，在理论形态或学术形态上表现为儒道结合或儒道对立两种基本倾向。例如，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何晏、王弼和元康时期的玄学家郭象都倾向于调和儒道关系，而竹林时期的玄学家嵇康、阮籍等则把儒道关系对立起来。但无论是何者，显然都具有与先秦道家之学不同的时代特征。

    由于元康哲学后于竹林哲学，它不能成为判断阮籍思想倾向的尺度，阮籍哲学思想也不能作为自身的判断标准，因而都可以存而不论。这里，仅以正始玄学、特别是王弼哲学为例，以说明玄学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内容，并且也限在与本题有关之范围内。

    在宇宙本体论的层面上，正始玄学、特别是王弼进一步发挥了先秦老庄道家的本体论观念，把老子的"有生于无"这一宇宙论命题改造成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王衍传》），开有无本末之辩。无是宇宙的本体，有是本体无的作用、功能与表现，属于物象世界。天地万物作为"有"而统一于无，它们同依据于无而存在变化。根据对有与无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规定，王弼反对"舍本逐末"，强调"崇本以举末"（《老子注》三十八章），认为掌握了"本"，就可以无统有，"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同上）照王弼的解释，有与无是即体即用、体用如一的关系，二者是没有矛盾的。可是在先秦时期，道家谈"无"谈"道"，强调本体世界的至高无上性，而儒家则侧重于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即所谓"有"之世界。二家思想显然存在着矛盾，因而玄学家必须对之做出合理的解释。史籍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

    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王弼认为，儒家圣人知道无不可言说，所以不谈无而只谈有。道家不了解这一道理，故对无多有言说。按照这个说法，儒家圣人之所体，正是道家之所言，二家的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其差别只在于侧重面的不同。王弼把"以无为本"之观念运用于自然与名教之辨，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主张。道家尚自然，儒家贵名教，两家的思想倾向也是对立的。按照王弼"以无为本"的逻辑：有为名教，无为自然。这就意味着，名教是自然的派生形式，或说名教是自然的体现，其间是没有矛盾的。所以王弼有这样的说法："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注》三十二章）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之说，表面上把自然放在了名教之上，实际上为名教提供了一个本体依据，拐弯抹角地论证了名教的合理性、神圣性。

    在玄学中，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体现治国方略问题上，便是无为与有为的矛盾。王弼倾向于无为而治，认为"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老子注》二十三章）他指出，如果君主推行无为而治的策略，天下之风自然就会归于素朴，所谓"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老子注》五十七章）王弼强调无为，似乎是对传统道家思想的简单继承和对传统儒家有为思想的否定，实际上并非如此。其理论宗旨地在于证明，治平天下不能仅仅着眼于有为上，而应该"以无为为本"，认为掌握了这一根本治国方略，才会达到不冶而冶、不为而为的理想目标："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将]自化。"（《老子注》十章）王弼所说的无为并不是像老庄那样排斥有为的绝对的不为，而是应该顺应自然的原则去为，是包容有为的无为，所以，这种无为乃是一种特定"为"或"有为"，或说，这种有为必须本之于无为。

    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当时的玄学学者对儒家的经学著作和儒者著作的态度和方法与汉学大相异趣，大都采取了援道入儒或以道诠儒的方式。如，王弼为《周易》作注，就大异于汉代儒者的"象数"方法，而是以其从《老子》中体现出来的有无本末观念为据，运用了摈弃象数、直取义理的"得意忘言"方法。如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提出"以寡治众"、"以一制动"、"统宗会元"、"约以存博"、"简以济众"的学术方法，避开了"象数"的方法。从思想上看，和他在老学中的"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通观王弼的《周易注》，都贯通着这一以道释儒的精神，从而使这部儒家经学著作染有浓重的道家之学或道家思想的色泽。

    由上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始玄学家所进行的工作就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改造，并进而调和二者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在对道家思想作解释时，在道家思想的框架中引入儒家的思想内容，并以道家学说为儒家的政治理伦思想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玄学家在解释儒学经典或儒家思想时，又援引道家之说，把道家思想贯通于儒家思想中。儒道两家的这种结合，不是机械性的拼凑，而是理论或思想上的有机结合，表现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一体化特证。玄学是在对儒道两家学说改造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形态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