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米来，自酌独饮，直到天蒙蒙亮了，才和衣睡到床上。他睡了个昏天黑地，在梦中，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王映霞的面容。他是被经久不断的敲门声惊醒的，起床开门一看，是孙大可。他揉着眼睛说：“是你呵！又从哪里冒出来了？”
孙大可不回答，兀自进门，问：“春节过得怎样？”
“还能怎样？被创造社拖住了，又不能回家，一个人在这里思念妻儿，品尝孤独，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幸好，我还能写文章。否则，真是一点生趣没有。”他胡乱地推开桌上未来得及收拾的酒杯。
“嘿嘿，映霞这口软钉子，碰得你心灰意冷了吧？”孙大可笑道。
“也不全是，”他推开窗户，吐一口气说，“前几天工人们罢工起事，大喊打倒军阀，要求收回租界，遭到军警镇压，到处杀人，上海的空气里都是血腥味，真是恐怖之至！人民的性命如此不值钱，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所谓的国民革命，又会向何处去呢？”
“是啊，”孙大可道，“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还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用自己的声音替民众说话，我倒是有几分敬佩你呢！”
“这有什么，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所能做的，不过写几个字而已。”郁达夫话锋一转，“呃，大可，我怎么觉得你行踪诡秘，像在从事一项神秘而神圣的事业似的？”
“呵呵，你的想象力总是很丰富的，”孙大可转移话题，“和映霞还有联系吗？”
“联系是有，我隔几天就写信去，她也回过一两封，可不咸不淡的，形同路人，你幸灾乐祸了吧？”
“怎么会呢？对你们的事，我是即不赞许，也不阻挠，严守中立，当然，也不排除偶尔地当一回信使。”孙大可笑眯眯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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