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
胡发云
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个都十分有兴致的时候冷不了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已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抽，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像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后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他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西北风虎狼一样啸叫。鹅毛大雪猖狂地从瓦缝中冲进屋来，飘飘洒洒落在屋子里的一切地方，把黑黝黝的屋内装饰得与野外一样洁白。雪落在被子上，被子变成了白皑皑的山峦。她如一只冬眠的田鼠，紧紧蜷缩在这山峦下面。那是一种透彻肺腑透彻骨髓的寒冷。她觉得自己已经蜷缩成一粒透明又冰凉的玻璃弹珠甚至只是一个透明又冰凉的灵魂。有一次她在这山峦下面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犹如进入许多年后人们说的那种“气功态”。就在那昏昏然飘飘然的两天两夜中，她一直纠缠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是她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男人，至此之后，她认为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了。
今天——以为已将这一切淡忘得干干净净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远离家乡，远离那间乡下小屋万里之外的东京都的一幢可以说得上是豪华的日式小楼里，在这寒冷已变成怀旧诗意的雪天，她又记起了在那山峦下的两天两夜中她所思想的一切。
在她姨妈自杀前的一个多月，她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这是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阅读时冥冥期求了多年的夙愿。所以，姨妈的死在当时几乎未给她的心灵留下什么冲击。真正又回到姨妈死亡这件事上来，是几年之后。那时她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并将死亡翩来覆去想过了好几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让人侮痛的事情，无法补救甚至无法言说．她从来没想到去读一读姨妈这本书。这一定是一本让人迷恋又让人震撼的书。这本书也和姨妈那些信件日记照片一起灰飞烟灭了，如一个永远的神秘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年夏天，她和班上两位男生一起成立了全市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三个稚嫩新鲜的字眼，更没有想象到这三个字在数月后竟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般覆盖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飘散到法国、美国、日本、香港、非洲及东南亚几乎所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六月初的一个夜里，北京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告诉她，她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为最高也是唯一宗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接班的时候到来了，不再只是唱唱歌。放下电话，她想也没想什么，便直奔学校，到男生宿舍叫出来两个男生，一个是班长肖，一个是校足球队前锋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这两个人作为自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战友。他们三个人在学校后山上的树林里密谋到半夜。她能告诉钟和肖的，其实只有北京那个女孩子在电话中的十几句话．但在那个时刻已不需要更多的话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已等待了一生。所有这一切，在几个月来的报纸上电台上已讲叙得足够清晰。他们不是孩子，而是在一个浓烈的政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对政治有天然的热情与敏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树丛里有蚊子，还弥漫着一片腥热的暑气，蛐蛐在令人紧张地叫着。他们庄重地分析着国内国外和校内校外的形势。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她的革命史知识很清楚地告诉过她，许多杰出的革命家，特别是女革命家，都是在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年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
第二天清晨，校园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巨大的《战斗宣言》，覆满了平日六个年级的一长溜版面。《战斗宣言》通篇文字激昂尖锐，从国内到国际，从党内到党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资产阶级到苏联修正主义……落款是xx中学红卫兵小组。在一些平日麻木不仁的人们看来，这篇宣言几乎有点危言耸听。在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端了碗盆准备去食堂的同学和匆匆赶着上早自习的老师黑压压将墙报栏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奇异地沉默着。她和肖、钟就站在人群中。她有些失望。她觉得不应是这种局面。应该是电影中一张传单贴上墙后，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沸腾。哪怕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也好，这样她就可以上前争论，大声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冲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当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原先也不知道，是北京那个女孩子告诉她的。这就更让她感到时局的危险，如同化了妆的法西斯分子已经潜入并占领了整个城市一般。她感到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孤独、兴奋与豪迈。
尽管这个“红卫兵小组”是秘密的，但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老师们认出了是谁的笔迹．这份十几张纸的“革命宣言”，是他们三个人分头抄的，连做一个誓死不招供，保卫其他革命战友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学校的运动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像此前的许多次运动一样，按省市委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和肖、钟很快被定为“野心家反党小集团”。
后来的变化，凡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在不断串演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一出长长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电视连续剧。而对她和肖、钟来说，直到那次“处决”行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凭人们对以往多次运动的经验，三个风华正茂的学生无疑被判了“死刑”。奇怪的是，她却一点也没有绝望。钟和肖也没有绝望。他们坚决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头。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毫无条件的信念。
在对这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进行全校批判、’各年级批判、高一年级各班批判的计划进行到第七天时，他们三个人潜逃了。她和肖潜往北京反映情况，了解运动进程。钟躲在这座城市中父亲的一个战友家，打探学校情况并与他们热线联系。
那一段如梦如巨的往事，许多过程，许多细节都如烟云般消出了，但她和肖潜往北京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躲过追捕（尽管这更多是想象中的），寻求真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出门长途旅行，在紧张的革命中夹杂着纯洁又暧昧的情感（尽管这更多也是想象中的），这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那是个炎热的初夏，他们没有办法像电影中那些地下工作者那样化妆：戴上大口罩，竖起大衣领，或围上一条过住半个脸的大围巾。他们不能坐客车，便爬上了一列货车。那几节敞口车厢装的是黄沙．肖事先打听到它的发车时间，俩人在夜里一点钟爬了上去，两点多钟货车出发了。她事先在街上买了几斤馒头，几块咸菜，用父亲的军用水壶油了一满壶开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旅行。肖告诉她将沙挖一个坑，好让人藏得更低一些。因为紧张和激动，很长时间，他们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们两人的沙坑相距一米多。这样，在喧嚣的列车行进声中更不便说话；她突然很渴望靠近肖。下半夜，往北的路上气温越来越低，迎面的风像江水的狗流一样，又顺着车厢里向背风的他们吹来。她将馒头和水递给肖的时候，肖问她冷不冷，她说冷。肯说，你看我。黑暗中，她看见肖腰以下全埋在黄沙中。肖说，又舒服又暧和，像软卧包厢。她在肖的身边坐下，像内一样也把自己埋起来。车厢晃动中，她的臂膀偶尔会贴上肖的臂膀。这是她长成少女之后，第一次与异性的肉体接触。尽管这接触是如此简单，但她却猛然感到了身子内部那奇特又剧烈的反应．那覆盖着他们的黄沙，在地的感觉中变成了一床神秘又温暖的棉被，这棉被可以让一个未曾做过新娘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利，但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绯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暖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宣泄。如同半大小狗要撒拨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像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动的矛头已经戏剧性地指向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几个月前，在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激情中，在大扫四旧的狂飙中从未想象到的一个转折。
一天夜里，她记得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司令部来人接她去开一个重要会议。她坐的那辆吉普车走了很长的路，最后钻进一片树林。有人将她领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大院。那是一座外面看来很普通，但里面却非常辉煌的大院。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中，她见到了钟和肖，以及革司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一位没有被介绍身份的首长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很威严，首先命令大家不能做记录，一切只能铭记心中。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样一次会议及会议内容。然后他开始讲形势。美帝、苏修、蒋匪特务，正在准备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机向我们进攻。一小撮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勾结党内的野心家打着红旗区红旗，准备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我们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已列在他们的暗杀黑名单上面。有些已经被谋害或失踪。为此，我们将实施一个绝密计划，保护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名单，总共二十多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几乎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然后，他又再念了一遍，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背下来，经过验证之后，他掏出火柴。将那份名单烧掉。最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何实施这个绝密计划。他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揪斗的名义，将这些人弄到手。抢也好，骗也好，绑架也好，总之不要向他们讲实情。然后，将他们秘密地送往几个地点。以后的事，就与他们无关了。不论事前事后，都不能泄露任何秘密。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大家很激动，因为名单上的好些人，就是他们的父辈。
突然，肖问了一声：“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做这件事。”
肖又固执地问了一声：“我是问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有点愤怒了，他硬硬地说：“这是我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事，你不需要知道。”
她看见肖的脸一下涨红了。她知道，那是肖在愤怒或激动时的反应，绝不是恐慌或难为情。
但肖终于没再说什么。
这次行动定在四天以后，也就是毛主席生日这天凌晨一时执行。名曰：“12．26行动”。
会议结束前，首长模样的人带领与会者在毛主席像前宣了誓。
肖在会议上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她突然紧张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呢，还是一次可怕的阴谋。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丧失了判断力，常常处于疲惫与虚无之中。半年前的勇气与豪情已被瞬息万变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摧毁了。
从那个神秘的树林中出来，革司与会的全体成员乘坐一辆民用救护车返回。临近城郊时，一号勤务员让司机将车停在一座树林里。全体人员下来，到林中部署具体行动方案。一号勤务员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据说他父亲就是军队的一名高级干部。这是一个极有魄力又极有主见的青年，外表看起来又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增。他讲了他的想法：二十四个人，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处，有的人已经在对立派组织的关押与监视之中。其余的人，也应尽快查明他们的住处及活动规律。然后需要二十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同时行动。战斗小组和司令部不能直接联系，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组织身份。司令部通过下属兵团的核心分子来指挥这二十四个战斗小组。现在在场一共七个人，每人负责三到四个战斗小组。
就在一号勤务员准备分配“劫持”名单时，肖突然说：我退出这次行动。
她记得很清楚，肖说出这句话后，树林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如定时炸弹的秒针上一样“咚咚咚咚”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号冷静地说：不能退出。
肖说：革命要靠自觉，不靠强迫。
一号说：你宣了誓的。
肖说：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宣读誓词。
肖没有宣誓她是看见了的．当时，她和内在会议室外侧，当大家转身向内侧场上的毛主席像宣誓的时候，她和肖就站在了最后。当时她只是认为肖还在生那个首长的气。
一号说：你撒谎。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宣过誓。
肖说：我从不撒谎，我最痛恨撒谎。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一号刹时定住了。黑暗中，他微微转动了一下眼光，想寻求其他人中对肖是否宜了誓的说法．
她想了想说：他没有宣誓，我在他身后。
一号终于暴怒了，她从未见过一号这样。一号吼着：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刺探情报吗？
肖说；我是被接来的。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会议。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号说：你没长耳朵吗？你没听见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吗？是我们的军队在革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为挽救保护我们党一批重要干部的伟大行动。你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听吗！
肖说：我是从头到尾在听，但我没有听明白。既然是一次革命行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汇报？连这次行动是哪个部门什么人组织的都不敢说——况且，这批名单中，究竟谁是革命干部，谁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清楚……
一号怒吼了一声：你混蛋——你凭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肖说：污蔑谩骂不是战斗。革命也不是你们几个少数人的特权。
其他的人终于纷纷开口了。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有人甚至解下了武装带，要揍肖了。
肖站起来，稍稍退后几步，但依然很沉静。肖说，不要来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这一套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这一步，就坏在这一套上．
一号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小人得志不知天高地江的东西！你这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东西！没有这些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天下你和你爹还在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倒尿壶……
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一号打断肖，咬牙切齿地说：多么熟悉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局司的口气——你是一个内奸！
肖也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你才是内奸，是工总，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革司就断送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人手上！
她一直紧张地哆嗦着。从道理上，她似乎倾向肖；从情感上，她又倾向一号。以前那种单纯，那种正直，那种热情，在近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已搅成了一锅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与保卫亲人的安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也搅成了一锅粥。她没想到，革命竟是这样困难的。这时，她又听到一号在说：你没有好下场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叛徒！我们现在马上讨论将你永远开除出革司的问题！
肖说：不用开除。我现在就退出革司。
肖说完，摘下袖标，从衣袋里掏出红卫兵证，放在她手中。然后朝树林子外面走去。
一号愣了一下，猛然喊道：回来——你不能走！可肖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刚才大伙还冻得缩成一团，现在一个个内衣都汗湿了。大家沉默着。又沮丧，又愤怒，又恐慌。
一号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让那个狗崽子走！他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于是有几个人追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说：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
一号想了想说：这样，我们马上回到刚才开会的地方，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你立刻去找肖。一定要把他找到。你知道他的家吗？她说知道。
一号说：一定要把他稳住。实在不行，把他关押起来，到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一号让钟与她一起去找肖，其余的人上救护车，返回那个神秘的院子。她说她一个人去，这样不至于惊扰肖。一号想了想答应了。然后说；你应该知道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涉及到名单上的那些人，还涉及到更多的人，包括军队的同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你们女生的办法。
已是凌晨四时多了。一号说：你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到钟的家里，我们在那儿碰头。
雪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城里走去。
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老巷中。那次潜逃北京，她到肖家碰头。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街巷，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宅院。肖告诉她这宅院是清朝一个盐官的家，三进，两层。就是进大门后，有三个联通的天井小院。就像三个连通的“回”字。每一个天井都不大，只有教室的一半，四周都是两层楼的木壁瓦房。当初只住这盐官一家，可以想见还是很奢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已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挤了二十多户人家。所有的通道都排列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煤炉，所有的空间都挂着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衣裤。肖家在第三进的二楼。那楼梯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踩上去松松软软吱吱嘎嘎作响，像随时会掉进什么地方去似的。肖家只有一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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