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房是他父母住的，兼作客厅、餐厅、洗漱室。肖和他那个读初中的弟弟则住在暗楼上。这房是斜顶的，所以肖的暗楼便是一个坡形。最低矮的一角就地铺上被子褥子，最高的一面墙上横挂着许多木板，成为悬挂式书架。下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用包装木箱搭的，一张是用木板搭的。这使她在电影中看见的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破坏。
走进那条迷宫一样的巷子，天已微亮，灰灰地衬出参参差差的屋顶与山墙的剪彩。什么地方偶尔传来吱哑开门的声音或零星的带着回响的脚步声。
她在黑暗中磕磕碰碰走到第三进那个天井。抬头一看，肖家的灯亮着，便摸着了楼梯的扶手上去了。肖的妈妈开了门。看来她也回来不久。肖的父亲披衣斜倚在床上抽烟。肖已听见了她的声音，从暗楼上探出头，把她叫了上去。
暗楼上只有肖一个人。那张木箱搭的书桌上亮着灯。灯下摊着一本油印册子，一叠稿纸，还有半碗正在冒着热气的面条。她问肖的弟弟呢。肖说又出去串联去了，几个月来没在家呆几天，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她坐在书桌边的凳子上。她看见那叠稿纸上已写了半页字，标题是《重读“五·一六”通知》，副题是“给革司司令部的一封公开信”．
肖是革司的思想家，理论家，笔杆子。革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宣传部部长（钟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她先是三号勤务员，负责组织发展，父亲被撤出来以后，改任特派联络员）。肖和她都爱读书，但肖几乎不读什么小说，而是读各种能弄到的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各种政治，哲学，历史，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她极佩眼他的毅力，那么艰深抽象的文字，他能狠下心强迫自己一页一页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停地做笔记。
坐下来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对肖说些什么话。想了想才说：你们能不能更冷静地交换意见呢？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
肖说：只能说对革司不利．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也不愿意这样。我的战斗生活一开始就是和革司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为它付出过代价。但现在我以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有利的。人民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多年来人民并没有听见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私下执行着他们那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今天的敌人，已主要不是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而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可能也包括你的父亲，可能也包括xxx、xxx（肖说了几个省市领导的名字）。这可能很严酷，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不然，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干什么？
她无法抗拒肖的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奇特的魅力。包括肖这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都让她激动不已，她每次走进这大院，走进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又贫困、又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便会联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那些走向平民的贵族青年，那些卡捷琳娜那些拉赫美托夫们。这使她几次生出坚决与父亲决裂的念头。但一看到父亲那突然苍老的面容，那气愤又委屈的目光，那极力想赢得子女们的理解与亲近的神色，一个女儿便战胜了一个女革命家。
他们说话时，肖的母亲站在暗楼的小木梯上喊肖。肖探下身子，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递给她。她的眼镜被面的雾气蒙住了，她便让憋了很久的眼泪涌出眼眶。
她很奇怪，肖从头到尾没有去说服她该怎么怎么样，似乎认为她是天然应该参与这次行动的。
吃完后，她擦了擦一直是迷雾朦胧的眼镜。她问肖：你要公开这次行动吗？或者你会向某个部门汇报这次行动吗？
肖说：不知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毛主席知道这一件事，希望这件事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她问：那你这封公开信呢？
肖说：公开信不谈这次行动。只是发表我对革司及当前革命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和这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她问：对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守秘密吗？
肖说：不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如果是我错了，我甘愿受任何惩罚。
她问：你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你能直接将材料递到毛主席手上吗？如果不能，又可能会泄露秘密……
肖说：我要去北京。我要赶在这次行动之前去北京。
她不能对肖再说什么了。正如她也不能对自己再说什么了一样。她最后说：你还可以和他们再谈一次。
肖说：他们谁也不可能再对我解释什么了。
后来她想过，如果当时肖对她说，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她会答应的。但肖一直没有要她站在他一边的表示。或许肖已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中午以前，她疲惫不见地赶到钟家。钟家在军区大院内，革司落入低潮后，司令部的一些重要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她进去时，昨夜所有的人已候在那里。她简要地说了去肖那儿的情况，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肖要进京的想法说了。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是叛卖，不是投机，也不是阴谋诡计。一号听她说完了，冷冷地说：他要怎么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批宝贵财富，也为保护我们的军队，保证“12．26行动”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立即处决肖！
听了一号最后这句话，她如同五雷轰顶。她问一号：你说处决……是什么意思？
一号说；处决就是处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再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在她到来之前，他们已知道了这个决定。她仿佛自己将被处决一样恐惧起来。她努力平静地问：这是谁的决定？
一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决定。
她说：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吗？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等行动完成以后再说。
一号说：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可能改变了。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再声明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2．26行动”的一切决定。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被处决。
她一直在颤栗着，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一场可怕的梦中。
商议之后，决定处决行动在当天夜里执行。为了防止内进京，让她立刻返回肖家，表示愿意与肖一同进京，然后找理由拖延一天的时间。执行者由钟担任。一来他熟悉肖家的环境，又不会引起内的怀疑。二来他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因为肖家那个大院人多眼杂，空间又狭窄，执行的人不宜多。处决的工具用手枪。一号从他的军用挂包里掏出一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锃亮的手枪。他退出弹区，给钟看了看，里面有六粒金灿灿的子弹。一号说：这是一支苏制六九式手枪，性能很好。散会以后，有一辆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试枪。一号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子弹说：这是给你试枪用的。近距离射击，准头是次要的，主要是习惯抠扳机。任务完成以后到指定地点乘车返回，立即将枪交给我。最后，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至死都不能说出去。如果发生意外，被人抓住——一号望着钟，很少有地带了一些情感地说——你只能说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的事会有人帮助你的。你如果说了别的什么，结果反而对你不利。也对大家不利。一号将弹区推进枪柄，用包布擦了擦枪，抹掉自己的手迹后递给钟。
钟一直什么也没说，他接过那支崭新的苏制六九式手枪，又拿过那一小盒子弹，看了看，盖上盒盖，然后，将这两样东西塞进自己军用大衣的口袋。她看见钟的脸上突然有一种苍老了的神情．在此之前，钟也组织领导过几次大的对抗性行动。抢xxx大楼广播站，冲击某次批斗大会，夜袭某大学并绑架了那三个著名的“小三家村”成员．那时，他总很轻松，脸上洋溢着英雄光彩，还常爱在行动之前喝一点啤酒。那时，中学生还很少喝啤酒的。
一号安排完处决的事情后又说：这次“12．26行动”的名单增加了一些，本来准备分两批进行。现在，怕夜长梦多，将两批合在了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我相信我们能克眼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哪怕献出我们的生命。
她听见第二批名单中有自己的父亲，还有几个她熟悉的人。
一号说：这些人经过有关方面的审查，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解放后也没有重大错误。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是你们的亲人，也许是你们父辈的战友、领导或部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党的财宝，是革命的财富。过去，他们是打江山的功臣，今天，他们是挽救我们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她来日本前夕，正是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那时，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她到日本是极偶然的，就像一个盲流随意扒上一列火车。那时她刚刚离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和她在一个单位，离婚前巳将她生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的事嚷得出天下都知道了。这话是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她已无意辩解，也无法辩解。因为他还弄到了一份他不能生育的证明。唯一能为自己洗刷的方法就是如他所说的——去作亲子鉴定，她也无意为之。一次，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当年知青组的一个叫莫老爷的男生．当时，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自己的现行间题，也被磨掉了几层皮，二十刚出头，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草帽，腰间扎一根草绳。这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头脸油光水滑，一身挺直面服，连眼光也变得热情又单纯。他说他很忙，但一定要请她吃一餐饭，说着就拉她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酒店。落座后极内行地点了几个她听也没听过的莱。他说他现在在日本。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班车，沮丧之中投奔了日本的一个亲戚，现在已加入日本籍，在一家什么株式会社做对华贸易。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小汽车，娶了一个日本籍的华裔姑娘，据说是属于清皇室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这次回来，是想定购一批竹木方便筷，顺便了解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又像自得又像自嘲地说，做一个外国人真好，那些原来只把鼻孔对着你的人，现在像狗一样用着你转。听她说了她的经历之后，他说，你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几年去日本很容易。他回日本后给她寄来一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经济保证书，一份东京都某日语学校的表格。几番信函往来，然后办护照，办签证，将仅剩的一点家当卖了几千元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日元．当时，这笔在大陆上够用两年的款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日元数目之后，只够在日本一个月的吃住。当她惶惶然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将一生都输得干干净净的赐徒，走上一条茫然虚空的不归路。行前，她回家向父母道别，那时父亲的病月已得到控制，医生说，调理得好，会很快恢复的。但她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恢复的。那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的父亲不会再有了，那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父亲也不会再有了，只有一个坐在藤椅上发呆，每天只有吃药这一件唯一可做之事的父亲了。1976年那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年近花甲的父亲曾雄心勃发——用现今大陆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想再创一次辉煌。他又千起水利建设的老本行，作为全省负责水利建设的最高官员，他依然像当年打仗一样，收拾了一点行装，奔赴一个更大的水利工地。没想到疙疙瘩瘩曲曲拐拐地干了没两年，来了一个文件，让他休息了。他一生除了工作不会干别的。不会养花，不会面面写字，不会聊天，不会打太极拳，不会下棋，也不会写革命回忆录．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也不会串门。父亲的脑血栓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那天，她和父母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二十年来她已让父母操够了心。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独自咕咕哝哝地说，这一辈子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人，后来想一想，只有跟日本人干仗这档子事还值得提一提。往后，这事也不提了……她本想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日本和从前的日本已经很不一样了……又发现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便埋头吃饭。母亲泪汪汪的，一边给她夹菜，一边说一些要好生照顾自己，不行就马上回来，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坏的话。母亲家里好几个人都死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一幢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后来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回来了，才驱除了这凄凄切切窝窝囊囊的气氛。几个人争先恐后地向她预定着各种日本电器，帮她算着每次回来可以带几大件几小件。
她到肖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一段时间来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满街跑的都是各单位自己扬着各种旗帜、贴着各种标语的卡车。卡车上挤满情绪激昂或神色庄严的人。许多人就站在驾驶室两边路板上，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肖的母亲说肖刚刚睡下，问她有什么急事没有。她说肖要去北京，不知道今天走不走。肖的母亲说，没听内说起去北京的事。正在这时，她听见肖在暗楼上喊她。肖让她等一下，他穿好衣服她就上去。肖的母亲看了暗楼上一眼，转身出去了。从肖的母亲那怜爱又无奈的眼光中，她似乎看见了对她打扰了儿子睡眠的不悦。她一下恐惧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温和慈爱的母亲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而暗楼上的那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对她也毫无戒备的小伙子——一个半年来和她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就要在几声枪响之后倒在血泊中。她一下党得自己卑劣又阴险，像电影中诱捕地下工作者的特务，而且是那种叫人恶心的女特务。恐惧”和自责之中，她几乎要转身进去。这时，肖已穿好衣服从暗楼上探出身来让她上去。
肖问她有什么事。
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会收回我的观点，除非你们能用事实说眼我。
她说；如果我求你呢？
肖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
她说：我父亲也在这次行动的名单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地说了。
肖说：昨天宣布的名单中，好像没有你父亲。
她说：今天又增加了一批。
肖想了一会儿说：如果你相信你父亲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接受革命的检验，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洗礼。你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不会冤枉一个好干部。如果你父亲确实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做出对革命不利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她说：如果这是一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呢？
他说：我感觉不是。毛主席要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是接受考验，不是逃避，更不是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去逃避。你如果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带个人私心的，你可以去。我不会去，我的决心已定。
她绝望了。她明白自己不能说服肖，再这样论争下去，自己还会被肖说眼的。她想起一号的话，“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被处决”。也想起了父亲，她实在不忍心看他每天被别人像猪狗一样拖来拖去，在黑压压的批斗会上，被人骂，被人踹，一整天一整天低头弯腰地站着。这时，她突然强烈地希望这一场革命，这一场被自己矇矇眬眬中渴望了多年的革命，像一场戏一样落下幕来。观众散去，重新又是从前平静的一切。她努力想从自己从前的阅读中找出与自己眼下的处境相同的故事来，让自己有个学习的榜样。竟然找不到。唯一有一点相似的，是亚瑟在革命与父亲——主教蒙泰里尼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革命。但毕竟蒙泰里尼是个坏人，是个残忍又虚伪的家伙，尽管他对亚瑟也有很真实的父爱，但他最后杀害了亚瑟。父亲绝不会杀害自己，哪怕她与他作斗争，他也不会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他出生入死打过江山。
她问：你一定要去北京吗？
肖说：要去。
她问：什么时候去？
肖说：晚上。晚上八点钟有一趟火车。
她说：我想和你一起去。
肖有些奇怪，问：为什么？
她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是知道这一次行动，同不同意这一次行动。
肖想了一下说：你最好不去。
她问：为什么？
肖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正确的，我会马上通知你。我从北京给你打长途电话，或拍一个电报，那么你留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你对名单上的人要熟悉一些。
她说：我一定要去呢？
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她从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温和与喜悦。
她说：我还得回家一下，我们能不能明天一早出发？
肖说：来不及了。我们得越快越好。我们吃一。点东西，马上出发。没有车，我们要走到火车站去。
她说：不吃饭了，我马上回去拿点钱，拿几件换洗衣服。
肖说：我等你到六点半钟，你要没来我就走了。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我在右边那块大语录牌下等你。
她莫名地兴奋起来。她想，肖的提前赴京，会使他躲过这一次处决，她自己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尚进京后，得知毛主席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的，他是会认错的。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样，他还会回到战友们身边。一切的不愉快将过去，这次恐怖的处决也会过去。
离开肖家时，她对肖说，她直接去火车站与他会合。如果到时没见到她，他就先走。
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已经一片昏暗了。
她刚刚走出肖家那座大院；斜对面公厕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短棉猴，竖起衣领，戴着口罩，走到她跟前悄悄叫了她一声。她一者是钟，几乎要瘫软了。钟把她带到公厕旁的一条小巷。钟间她情况怎么样。她嗫嚅说，肖今天晚上去北京，没有办法留住他。钟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她站着没动。
钟说：一号想到了这些，让我提前来了。你可以回去了，这里再没有你什么事了。
她依然没动。她终于说了：能不能不这样做？我觉得，肖的动机是好的。她急急地将刚才肖对她说的那些说给了钟听。
钟说：来不及了。这件事不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我们司令部内部的事。我原来也没想到会这样严重。来不及了。你赶快走开，以后的事与你无关了。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在现场。
寒冬中，她的牙齿打得“磕磕”直响，浑身像筛糠一样抖嗦。她说：我们三个人都去北京。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件事。
钟说：你怎么还这样幼稚、你以为这件事能对北京说么？如果能说的活，怎么会弄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
她抖嗦得更厉害，半天才问道：你是说，这件事是瞒着……做的？
钟说：事到如今，我们都不需要刨根问底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钟的声调苍凉又绝望。他又说了一句；北京那个人已经糊涂了，你还没有看出来？他把我们都逼到了死路上……
钟说完狠狠推了她一把，让她赶快离去。她急匆匆地如病魔一般跑了起来。她听见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呜咽般的声音。
处决的详细经过，是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讯问、审查、揭发、批判中才全面了解到的。其实极简单。
她离开之后，钟决定就在肖家外面执行处决任务。一是大杂院人多，不易下手，二是怕被人认出。大约六点半钟（这个时间是她告诉钟的），肖背了那只军用挂包从大院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一个老头也跟着出来了．肖站在门口，和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便分别朝巷子的两端走去。肖走得很快，前面不远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杂货店，再走出去就是一条热闹一点的小街了．钟已来不及追上去贴近肖，便隔了十多米朝肖开了一枪。肖被击倒在地。冬夜里，枪声在小巷里极响。马上有人从门里探头出来看。钟急忙跑到肖的跟前，对着在地上挣扎的肖的心口又开了一枪。此时，又有好几家的人跑出房外来。钟便在一片惊呼声中趁乱跑掉了。
肖被枪击的第二天一早，全城便刷满了大标语：“严惩杀害我革司勤务员肖xx的凶手”、“为我革司战友肖xx报仇”、“坚决反击屁司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血伍要用血来还”、“革司战士愿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标语上，还用鲜红的颜色涂上斑斑血迹的形状。而造司及其他组织则纷纷刷出《严正声明》、《坚决辟谣》，“警惕糠司一小撮发出的武斗信号”之类的标语大字报。那天果然发生了一些武斗，特别是她那所中学，被压抑已久的肖那一派的同学，将本校造司所有的组织砸了个稀烂，两边都伤了一些人。
经过一个漫长的恶梦之夜，第二天早上，在昏昏噩噩中，她听见大街上广播车在呼喊为肖报仇的口号，便在被子里如呕吐一般地痛哭起来。
肖没有死。钟的第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另一枪击穿了左肺叶，离心脏三四公分。一倒在地，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清醒着。街坊邻居闻声出来，见是肖，赶忙叫来了他的父母。他对父母说，不要离开他，有人要杀他。他没有说是谁要杀他。以后便昏迷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父母将他送进医院，医生立刻为他动了手术。肖的父亲从工厂里叫了几十名同事，日夜守护者肖的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近肖。
一号和革司司令部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肖没有死。一号派人到医院探听了消息，得知肖正在抢救之中，人还昏迷着。他一方面将已经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刷出去，一方面向有关方面请示，提前执行“12．26行动”，同时严密监视医院，伺机执行第二次处决。无奈那一帮工人们看守太严，没有机会下手。
她是第三天才知道肖没有死的。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一直高烧、痉挛、说胡话，也送进了医院。钟来看她时，告诉了她肖没死。她本木地盯着钟，觉得自己还是在高烧的梦幻中。钟以为她没有听见，又说了一次肖没有死。她一下觉得自己清醒多了。同时，她也看见了钟很古怪很怕人的笑容。钟后来说行动提前了，就在今天夜里。因为她病了，就不要她参加了，他们会照顾好她父亲的。她和钟握手道别。她久久地望着钟，似乎觉得钟也要离开她了。她和钟握着的手在’互相告诉，他们都为肖的没死感到释然。她呜呜地哭了起来。钟在她哭的时候离开了病房。
“12．26行动”经过紧张调整，提前了两天执行。一切顺利。名单上总共四十三人，除两人病重住院，两人未被抢出，其余全部“押”往一个秘密地点，但是，他们很快就看见了这次行动——这次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行动——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太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为躲上三五个月一切便会过去，以为偌大个中国总还有几处刀枪不人的世外桃源。他们也太低估了这场运动对人的震他与威慑。到了那个秘密保护地后不久，一些被保护者自己提出来要回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触及灵魂，检查错误，改造思想，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些甚至指责那些保护者实际上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人民的反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不久，中央来了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地方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那些原本以为身在世外桃源中，能如水浒中柴进那般收容各路落难好汉的侠义之士，自己也被打倒或撤换了。
肖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那条腿痛了。他的腿骨被打碎了一截，从此变短了，也变硬了。没等完全康复，他便躲得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去了西南一个很偏僻的林场，直到调查这个案子，才被有关机构多方查找捕了回来。令人不解的是，肖自从被枪击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12．26行动”及自己被害的实情。直到后来在学习班里自来覆去地诱导威逼才彻底交待清楚。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狗屎。后来成了既不是英雄又不是狗屎的受害者，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牺牲品”。
钟是在那一位部队领导人被撤出来后被捕的。钟自始至终只说这次处决是他独自一人的事，甚至还编出了他和肖是情敌这样的故事。当时，一号也已被捕，也供出了自己的决策者，但因钟的坚持，加上一号家里上上下下活动，他只关了一年多便放了，没有给他什么政治的或刑事的处理决定。钟是在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年正式被判刑的。先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八年。
她则在对这个案子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前前后后进入过许多地方——看守所，监狱，各种隔离式学习班……然后，身心憔悴地到了乡下。由两个专案组的人把她押下去的。
从此，她和肖、钟——这革命又浪漫的三套马车再没有见过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像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候，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小窝躲起来的时候，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给别人打工的时候，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候比和她说话的时候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眼，让记者看他背上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候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跟了，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栓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簿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记忆中依偎在他膝间，听他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那时走出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日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们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出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以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洞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的庆祝元旦的地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两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胜了一些。走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择莱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里住。老太太说消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让她品尝到第一次少女春情的肖了，也不是那个让她肝肠寸断执意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肖了．她明白了，当年那两声枪响，是怎样地轰毁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全部的信念与勇气，那种戏剧化的革命激情，是如何在那一瞬间化作了久远的恐惧与绝望。
她感到一阵苍凉，我们都太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热情与梦幻，因此失去了未来。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的学业。他为他的校办工厂，为他老病缠身的母亲。
肖一直把她送到大街上有公共汽车站牌的地方。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本想生出租汽车的，便上了一辆很拥挤的汽车。上车前，肖又对她提起他的校办工厂，让她尽可能地关照一下。
她在第二站便下了车，也没要出租汽车，朝了一个方向信步走着。
这个城市也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城市了。大街被那些庸俗又时髦的装饰材料包裹着，像日本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街景。她很想寻见一两块那种厚重古朴、用很漂亮的中国书法刻写的店铺匾额，但没寻到．那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战友们曾满怀豪情又满怀义愤地将它们一块一块摘下来，扔到马路中央的熊熊大火中。许多年，当她在日本，在泰国，在旧金山，菲律宾，甚至在南太平洋一个闻所未闻的小岛国上看见这种匾额的时候，才痛楚地感觉到那一把火烧掉了什么。而在大陆上，没等人再去刻写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塑料与金属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
突然间，她觉得眼下比在日本更加空落。那时还有许多回忆，许多思绪，许多的怅然与不宁……这些用神的材料在这次回国中一下都被消费完了，像姨妈家那座壁炉，几束小小的木柴轰然烧尽之后，只剩下空洞冰凉的炉膛。从此，那些多年来纠缠自己让自己酸甜苦辣半夜梦醒转侧难眠的往事，如过年的烟花，放出一阵短暂的光彩之后，剩下一个微温的壳。再没有往事了，也没有了对往事的牵挂。因为往事也被这么轻易地消费掉了。因一次探访，因一叠日元，因一次没有回应的对话。没有了往事的人才是真正漂零的人。她发现自己也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永远在追寻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对从前和未来都充满激情与爱的自己了。她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走在东京都的大街上，她和其他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会在那个岛国上渐渐老去，并最后死在那里，那时也不再有人会真正记挂她．原来，她还曾有失去祖国失去历史的空虚，惆怅与痛苦，现在连这些也失去了。大家都在活着，在一个物种繁衍的链条上如一个孤零零的链环那样活着。过去的一年，人们都在指责着日本忘记了历史，她想，我们就记住了历史了么？不论是光彩的，耻辱的，卑下的或辉煌的，我们还记得一点么？历史如果不在心里，不在情绪中，不在血肉深处的精髓之中，而仅仅是图片，是物件，是一段文字或故事，那它是和我们无关的。
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玄想中向前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她身边流过。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
[作者简介]
胡发云胡发云1949年生，武汉市人。1968年下乡插队，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小说集《晕血》、散文集《冬天的礼品》、纪实文学集《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诗集《心灵的风》等，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