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他的周总理。1967年10月5日，张学思向周总理写信申诉：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谈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周总理没有收到。林彪一伙早已设下重重关卡，严密封锁消息。张学思的几个子女也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张学思被关押的问题，结果信不仅被没收了，还因而遭到了一顿训斥，叫他们“不要到处告状”。谢雪萍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张学思被诱捕和家中被抄的情况并且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可是，信照样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里，并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五）
一个月过去了，李作鹏一伙经过一番策划，成立专案班子，加紧了对张学思的折磨和迫害。
10月8日，李作鹏的一个亲信来找张学思，传达了李作鹏的“指示”：“据有人揭发，你是敌人长期进行策反的对象之一，在已破案的材料中涉及到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应该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老实交代，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张学思听后心里明白了，这是要从政治上陷害他。他抑制住心中怒火，镇定地回答说：“既然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起来的，这就不是我自己向党做任何保证可以解决的。我自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可以调查嘛！”一连几天，张学思只字未写。
张学思的强硬态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团非常恼火，他们决心采取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天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大会、小、会批斗。批斗以后，专案组又不断进行“提审”，有时搞所谓连续作战，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连续“提审”了13天，李作鹏一伙怂恿揪斗组说：“你们要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作坚决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外，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告诉笔者这样一段情节：
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的非常厉害……
吕正操将军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以下，是笔者看到的当年审问张学思的有关笔录：
专案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党员问题。
张学思：我不是假党员，两次入党，都是经过组织审查的，都有入党介绍人，我的自传里已写得很清楚，你们还可以调查活着的人……
专案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想搞个人势力混进党内来的？
张学思：我如果是为个人私利的话，还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吗？论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私利、物质享受，够高的了，何需到共产党这里找。要谋取高官厚禄的话，在国民党那里是很容易的事。
专案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么混入共产党内的？
张学思：你们说我是混到党里来的，就算是“混”吧，像我这样的人，不愿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混”，却偏偏要在共产党里边来“混”，对这，我也觉得光荣！
……
专案组：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一直是国民党的策反对象，现在，你交代你是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
张学思：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光凭这一条，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话，国民党特务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只要在他们的计划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因为多少年后，还会有人以这些东西为凭据，帮他们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专案组狠批张学思的态度，随后举出了几条“证据”：
1937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请张学思吃过饭；
1938年，张学思到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在那里学开飞机；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国民党专门收罗了一批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委以参议名目，主要做以张学思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国民党港澳特务机关派人来北京做张学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同张学思有过接触……
张学思：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证据。你们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写在自传里的一些个人经历。关于戴笠请吃饭的事，我自传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来副主席之命进行释放张学良活动，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经过，回来我马上就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同样，在香港启德机场学开飞机，那也是受组织之命去香港待命。为多掌握一门本领，我自己掏钱学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钱，谁都可以学，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们根据这个来定我“特嫌”简直是荒唐可笑！
专安组又批张学思的态度，要他不要抵赖，老实交代。
张学思：你们给我定罪的依据不仅可笑，而且可怜。既然我张学思在抗战的时候就已成了特务了，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还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专案组又是一顿批斗。
张学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你们说某某人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和我接过头，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苏联留学呢，难道我有分身术，跑到北京来参加会？
……
专案组认为张学思“态度极端顽固”，给他吃了不少苦头，还逼迫他承认参与“东北叛党集团”，与吕正操等人开黑会，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企图拉队伍搞兵变叛党，并逼迫他交代在东北时期和彭真搞“独立王国”的所谓罪行……
张学思：这些统统是无中生有，是造谣诬陷！
（六）
林彪集团原以为张学思会“屈打成招”，但张学思不屈的抗争使他们连连碰壁，十分难堪。李作鹏曾指示专案组：张学思的假党员问题，要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前定下来，开会时我们就好向大家讲了。可是，张学思的入党介绍人王岳石（王金镜）始终证明张学思是正式入党的。李作鹏一伙束手无策，原定的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上宣布开除张学思出党的阴谋计划无法实现。
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即使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张学思的所谓问题，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搞了几年也无任何证据。连“专案组”也泄了气。他们打报告，请求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但林彪在海军的一个头目xxx却批示道：“年长日久了，问题搞不清，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挂起来”。这一句话，就使张学思结案无期。他们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他们示意看守人员，对待“特务分子”要“爱憎分明”，进而怂恿看守人员来折磨张学思。他们不让张学思放风，不让他睡觉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张学思屋里吐痰，然后逼他打扫干净。张学思的烟瘾很重，看守却不许他抽烟，只给他抽霉烂的干菜叶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们逼着张学思赤着双手，在院内脱煤坯，做煤饼……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证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专案组的人这才“发现”张学思确实病得严重，只得向上报告。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张学思住院用的张(fang)的化名，7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借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张学思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张学思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借故拒绝，并批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对这种折磨实在气愤已极。他不得不绝食抗议，整整3天他没有吃一口饭，这样又加重了病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学思拼尽全力大喊：“叫海军的人来！”专案组的两个人跑来了。他们装模装样地掏出纸笔，记下了张学思的申诉。以下，就是笔者查到的原始记录：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
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
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张学思专案的部门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照例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6个子女，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她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斤）！”谢雪萍同志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中央军委转来的《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周总理看完这份材料，浓眉紧紧蹙起，消瘦的脸庞显出异样严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笔批示道：
“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敬爱的周总理，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来了救援之手。
周总理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条治疗意见。李作鹏一伙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5月21日，医院报告张学思病危。
26日，专案组的人才不得不告诉张学思：“中央首长对你很关心，直接向医院下达指示，要医院设法治好你的病。”并问张学思：“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讲的？”
张学思这时神志非常清醒，他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说：“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喘息了一会，示意记下他要讲的话。
以下，是笔者见到的原始记录：
“关于我的问题，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弄清楚的。”
“一个党籍问题，一个东北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一生是难忘的。”
“在我青年时代，说我很进步也不是那样，说我没有一点进步思想也不是那样，要不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国民党呢？我是不是混进共产党内来的？我相信组织上是会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特殊人物，难道对我的入党问题就不去查一查吗？”
“东北问题，其中好多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譬如在东北和彭真的问题，一直到我反省前，没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一直不清楚嘛！”
“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有联系，国民党长期对我进行策反，我认为没有。”
“就说这些吧，我说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像我这样的人，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又是一个这样家庭出身的人。”
“我万一不行了，我希望见一见我的母亲，如果医疗上还有办法的话，我现在可以不见，我提出来，请组织上考虑。”
当再问他对家属子女还什么要讲的时，张学思回答：“没有，叫他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
这是张学思在临终前最后一次的长时间的讲话，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一次做了明确的否认。这个遗言，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张学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谢雪萍曾与他见了最后的一面，她和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21日，学思报病危，医院通知我去探视。走前，专案组的人告诫我，不许哭，出现问题你负责。我去看时，人瘦得像干柴一样。当时不能讲话，他一下子就昏迷了，床上有只小闹钟，是用纱布条缠着的，昏迷中他拿起小闹钟向我摔过来。护士马上走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递给他纸和笔，他拿过来就写。看样子，他经常在昏迷中写东西。写完，那人立即拿走，这时，大夫才进来抢救，从脚上打吊瓶。我当时表示不满，人已经昏迷了，凭什么要先写东西才能抢救？”
“隔一天，我的小孩子去看她父亲，当时学思是清醒的，小孩说，‘爸，你干嘛拿钟打妈妈呀？’他惊讶地说：“没有哇，你妈来看了吗？”
“25日，我去医院，学思见我第一句就问，有这回事吗？我说，‘你现在静心养病吧’。他叹口气说：‘我很难受，也不能吃睡，嗓子干，要是有桔子吃就好了。’我说，‘我给你去买桔子罐头，用开水冲，可以变点酸哇。’他答应了。”
“26日，我去买回桔子罐头，并准备了暖瓶。专案组的人说‘你怎么今天不去上班？’我说，‘今天我得去医院，昨天都说好的’。”回答：‘不行，车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罐头我们拿走。’
27号我只好去上班。
29号通知我去看，没到医院人就不在了……”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讲述：张学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中的他把床头的闹钟碰掉到地上，屋内人员闻声拿来纸笔递给他，这时张学思的神态一下清醒了，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他写完一遍，又写了第二遍。身旁人员抓紧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其实也无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恶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他们的迫害，张学思会得这种怪病被折磨死吗？这伙恶魔不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还缠死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许多优秀儿女！这是张学思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最无情、最有力的鞭挞！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
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含恨离世的！
张学思逝世后，家属子女要求明确问题性质，林彪反革命集团仍以“有重大政治问题，现在尚未正式结论。不能告诉”来搪塞。遗体不让穿军服戴帽徽领章，火化后仍用张（fang）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八宝山普通室内。
（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
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同志再次上书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门口。当时，正好赶上毛主席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主席手中。仅3天时间，4月30日，毛主席就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叶剑英同志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嗣后，又仔细阅读了谢雪萍同志关于张学思受迫害的详情报告，并指示以肖劲光同志为首的新的海军党委派人调查，写出报告。周总理也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于是，1972年7月，海军党委力排干扰，正式组织了张学思专案复查组，开始了复查工作。
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张学思，费尽心机搜罗“问题”，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许多所谓的证据本身就自相矛盾，破绽百出，只要稍加整理分析就可看清是件彻头彻尾的假案。所以复查组很快就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张学思是党的好儿子得到了承认。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同志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面。
1980年12月，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了为张学思同志进一步平反昭雪的报告，对张学思同志作出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张学思之死的千古奇冤终于昭雪了！张学思将军的英名，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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