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夜幕的陨星
作者：王晨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
15岁的遇罗克是多么留恋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多么想念小学校里那总是笑眯眯地勉励他天天向上的班主任王老师啊！
他想起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鲜红的队旗前，参加入队仪式的情景。当王老师走到第一排排头，把鲜艳的红领巾授给他的时候，小罗克的心简直要蹦出胸膛！向着火红的队旗，他举臂敬礼，一个庄严的念头在心里回荡：“敬爱的党啊，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时刻准备着！”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王老师特别欣赏他那初露才华的作文，他的不少作文成了供大家学习的范文。同学们见他瘦小的个子，小大人的神气，和那副小近视眼镜，都亲热地管他叫“小学究”，遇到问题常来问他。没有歧视，没有隔膜，师生们相处得多好啊！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学好本领，快快长大，好去参加祖国的建设。
那么，是遇罗克后来不够努力了？不是，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五十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妹妹罗锦天真地问：“要是你困了呢？”罗克回答：“古人能头悬梁，锥刺股，卓娅能用冷水浇头，我为什么不行呢？困了，就同自己的瞌睡虫作斗争！”
是遇罗克背上家庭包袱，自暴自弃了？也不是。反右中，罗克和妹妹有一天开抽屉时，发现了妈妈写的“检查材料”。被高压“压”出来的“交代”尽是夸大不实之词。罗克读毕愣了好一会，半天才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罗克在会上一直沉默着没说话，从脸上可以看出他内心很痛苦。散会后，他对同学小王说：“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共青团员，一句笑话怎么能叫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呢？大家听讲时全笑了，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
尔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校园里建起十几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轰响。罗克最初觉得挺有意思，他和同学一起终日奔走于炼钢炉前。当他也像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后来这些“蜂窝钢”一直堆在校园里，日晒雨淋使它生了锈，“蜂窝”里居然长出了野草。遇罗克旧话重提：“是钢为什么不拉走？”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那一年，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有个生产队长介绍说，他们这里计划亩产120万斤小麦。罗克同一位要好的同学暗地算了一笔账，他说，要是按一麻袋装200斤计算，120万斤得装6000袋，得在一亩地里码六层，这怎么可能呢？后来领导号召谈下乡以来的想法，罗克他们俩就天真地把憋在心里的想法谈了出来，不料又受到了“辩论”。事后罗克瞪着充满疑问的眼睛问那位同学：“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同学说：“我怎么知道，认倒霉呗！”
遇罗克对非要学生参加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十分反感，他从这个时期开始钻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对同学说：“这样不去读书，坐而论道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对将他作为“白专”的典型告诫大家很想不通，一次对一位好友委屈地说：“怎么才叫红呢？我每天只在家睡觉，平时不在学校就在图书馆学习马列著作，这叫不叫红呢？”“红，就是要在运动中站在前列。”那位同学“开导”他。罗克固执地说：“如果我想不通，或者这个运动方向不正确，那我一辈子也红不了。”那同学又说：“也许等我们长大了，就不搞运动了。”他叹了口气，说：“但愿能少一些对我们党和人民没有什么益处的运动。”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时，有的老师看见出身好的同学就笑脸相仰，看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却冷眼相看，很使遇罗克愤懑不平。“我以为，人们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195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罗克同一位同学谈及这个问题，从北池子一路谈心一直走到北海公园。他感慨地说：“马克思、毛主席、鲁迅，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可他们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果说他们主要生活在旧时代，受到的家庭影响尚且如此之小，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要把家庭看得这么重呢？”后来，他们还谈到什么是政治觉悟，罗克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首先是要觉悟到自己阶级的使命和对重大政治是非问题有比较正确的判断，随风倒决不是觉悟高的表现。”同学问：“你这种看法谁承认呢？”罗克认真地说：“这不在乎人们承认不承认，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物质依然存在。”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文理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而且要是这个志愿得以实现，将来他可以走遍祖国山川，一边寻找宝藏，一边了解社会，挥笔写作，也会对人民做出贡献。有人劝他：“听说地质队员的生活可艰苦了。”遇罗克特意抄下了一段加里宁的话与之共勉：“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作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己自身幸福的匠人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们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父亲劳改去了。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块钱度日，给小罗克的零用钱更少了。喜欢吃小吃的他再不去买一支冰棍，一口零食，也不要一件新衣服，只是用不知多少日子才攒下的一点钱买自己喜爱的书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作家的《金蔷薇》等，就是这时买下的。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门上四块小玻璃和一个小小的后窗，只能把微弱的光线透进屋内，而且还很潮湿。母亲生怕他住出病来，可除了今后常常晾晾被褥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妹妹，快来帮我布置一下。”有了这间房，罗克特别高兴。他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又自己钉了个木桌，找来一块旧被里当桌布。他的小书架上，书堆得满满当当。
“墙上一定得挂点什么，”他对妹妹说。“挂风景画吧！”妹妹说。“不，我这有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你看怎么样？”妹妹拍手叫好。罗克还亲笔写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床头。从这几幅淋漓酣畅的字画和生气勃勃的墨迹，就可以多少了解主人有怎样的心胸和情愫了。
从此，这间小屋的桔黄色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遇罗克读了多少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著作啊！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还有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革命导师的许多著作，他读了；全套《资治通鉴》，他读了；中外不少文学名著，他读了；甚至《新旧约全书》他也读了。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两门外国语，其中俄语已达到不用字典读懂小说的程度。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刻也不停地吸收着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一找到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就首先勇敢地解剖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敢把自己哪怕是丑恶的念头暴露出来，那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思想。一个连自己思想都不敢承认的人，是十足的胆小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改正，这个世界便会少有许多虚伪和欺骗。”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越临近高考，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可他又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高考的录取。
是的，在教育部门存档的成绩单表明，他考得确实很好，然而，考得好就能录取吗？仅仅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这对一个上进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亲人们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一片愁云笼罩在这个家庭。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奋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这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的心灵在呼喊；也是对唯成分论的控诉和批判！
那一夜，小屋里的灯光亮得时间更长，微弱的光线把遇罗克的姿影投射在《逆风》与《奔马》这两幅国画上，主人的心情和他喜欢的艺术作品的意境是多么合拍：逆风能练出骏马，逆境能磨炼出巨人！
“妈妈，我考虑过了，咱们家经济条件确实困难，但希望让我再考一次大学，作为社会青年去考，也许就没人从中作梗了。”母亲咬咬牙关答应下来。
罗克为第二次考试继续紧张准备。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到北京图书馆去，像上学一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中午吃一点从家里带来的饭，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回到家里晚上又继续挑灯苦读。
一位考上大学的同学跑来安慰他，罗克对他说：“我觉得不一定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生活的道路是宽广的。我准备去工厂或去农村，我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上社会大学去。”分手之际，他为那位同学抄录了青年马克思关于选择职业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青年遇罗克，正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生活之路。
鉴于家庭经济情况，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边准备功课，边准备参加工作。母亲原本希望他去工厂，但他自己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便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罗克就兴冲冲地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他磨练自己的心情是那么真诚，对待艰苦的农活是那么热情，使他很快同社员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许多社员亲切地叫他“伊拉克”，选他当了记工员。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青年伙伴，劳动之余刻苦攻读，认真切磋：从苏格拉底与希庇何斯论“美”，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到夏目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间或吟诗练字，创作小说诗歌。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和同伴们为之振奋。这回考大学该有点希望了吧？罗克他们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他们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1963年秋后，罗克为了更好地读书，到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农舍来住。这间小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伸手几乎能摸到报纸糊的顶棚。菜园小队的许多青年的家在这村里，时常有人来找他聊聊，或托他在城里办点杂事。但都不多坐，因为壁上贴着一张纸条，严格要求着客人：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在另一间小屋住的青年认为这有些使人难堪。罗克说，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
就在这样的陋室里，在这样的溽暑寒冬的环境中，遇罗克在苦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他的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涉猎面既广且深。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雕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更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却因作者“家庭问题”而不能发表。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临走前，他在自己小屋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诗言志。”短短两句，足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境界。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遇罗克养病期间，每天仍然去首都图书馆读书。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
没有一个固定职业，遇罗克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所谓“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转过年的春天，仍在农村的一位好友忽然接到遇罗克一封求助信，请他代答一大串解析几何和微分学习题。好友不明白，怎么罗克突然又对数学感兴趣了？不久他去罗克家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读懂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正在自学《高等数学讲义》。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像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多少个日夜学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多少次苦读掌握的文史哲知识，多少回写作练就的犀利文笔，此刻从笔端奔涌而出。短短的时间里，一篇16000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15000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草就了，又一篇14000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在《论“清”官非“官”》中，他肯定了“清官身上是有人民性的”，指出“对于清官身上的这些人民性我们要不要继承？姚文元……表示不能继承。谁要继承谁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谁就是要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其罪莫大焉！”“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这样的文章却不能见报。《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尽管他看到版面编排对他不利，尽管父母亲友都为他担心，他却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他写道：“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在这场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论战”中，这位23岁的“黄口孺子”就是这样不畏权势，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发起了反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刹那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崇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在5月23日日记中还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已。”这时，他己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着：“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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