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面字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人家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了揪斗厂里的一个当权派的情形，当时下雨了，群众或有雨具遮雨，或找个地方避雨，只有这个当权派淋着。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遇罗克对这个当权派过去搞空头政治是很不满的，但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在大雨里，岂不枉哉？”8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到斗这个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有气节的人。”
尽管遇罗克冒着明显的风险参加了战斗，但他深知未来的考验是更为严峻的。一个深夜，他骑着自行车路过故宫角楼，凝望着哗哗的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仿佛有一股怒涛般的感情，不断地冲激着他的心胸。在这天的日记中，他问自己：“努力够了吗？吃苦够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966年8月28日中午，罗克把妹妹罗锦喊封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镇静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不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快天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地方，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当作“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当啷一声，家门被推开，遇罗克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站在门前。深蓝色的夜空把他的脸庞反衬得更加苍白、严峻，锐利的目光直刺前来抄家的人群。他目光炯炯，神色从容，有如一尊凛然不可亵渎的雕像。
“你先给我跪下！”有人朝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出身？知道不知道？”又一个人跳了出来。此时他们的声调压低了。
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
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正在这时，遇罗克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x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
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
回答是：不。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术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的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到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了，批判它，澄清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小屋里静寂无声，一股沉闷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从小小后窗望出去，只见月落星稀，茫茫一片，长夜难消，曙色尚迟。罗克立起身，走了几个未回，一首慷慨悲壮的《夜半散步寄怀》脱口而出：
人生时刻夸豪杰，此心愿与廖廓同。
海思阔兮涛裂岸，人须达兮闷填胸。
有限聊当充无限，多情应是最钟情。
风雪一扫环宇赤，火热需销两极冰。
十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怅惘、不平、愤慨、觉醒，此刻像地下运行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向戕害青年的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宣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他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指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他在论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当笔锋转向“重在表现问题”时，罗克首先论证了出身与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驳斥了“唯出身论”，指出“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痛斥血统论的卫道士：“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不是一篇墨写的文章，而是一位勇敢捍卫真理的战士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战斗宣言。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阳光，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原来，《出身论》完稿后，他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是当时的小报不肯刊登这篇文章，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在广州串连的弟弟来信告诉罗克一种最简便的用刮板油印的方法，他立即从每月16元学徒工的工资里拿钱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妹妹弟弟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呢？”罗锦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三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六万份，又立即售尽。
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等小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反动对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特别点出了血统论的封建根基。他还推荐刊登了一篇几位初中学生支持《出身论》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析了封建社会里世袭制度、科举、宗教等与血统论的关系，他认为写得很有道理。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为此声名大振，《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开始，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堆来信，不久，邮递员“拒绝”送了，因为，实在多得他拿不动，编辑部便每天派人用麻袋去装。来信中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热情的希望，无时不在激动着罗克的心。来信人不仅有所谓“黑七类”子女，也有“红五类”的后代。贵阳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他在街上读到《出身论》，触文伤情，痛哭失声，无法读下去，跑回家呆一会再来读，又哭得读不下去。几次读，几次哭，才把全文读完。遇罗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来信不仅使他了解到人们对《出身论》的反应，还给他提供了许多血统论猖獗的情况，就与同伴一起记下了一些来信人的地址，还同一些人进行通信联系。谁能料到，到后来这也成了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证据”。
当然，《出身论》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和咒骂。报纸被撕碎，被抢走，卖报的和读报的被围攻，被殴打，是常有的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罗遇克始终坚强不屈。四五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诚恳地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方的诬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正当家人着急时，罗克斗志昂扬地回来了，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
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不久，他上街去，发现有人老跟着他。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这时，中学红代会压《中学文革报》发表声明承认《出身论》是反动的，遇罗克和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报纸只好被迫停刊。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罗克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处境虽然险恶，罗克泰然自若，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来了。1967年下半年，他撰写了一篇《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曾以自己的工厂为例，这样对同伴说：“工厂想要一部新设备，先要由技术员向厂领导提出，工厂再向市里申请，市一级再转部一级，一个部再通过几个部，转来转去，一部设备批下来就需要几年，机器到手也算不得先进了。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一个青年在当时就能看出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是多么锐敏啊！
尽管遇罗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弊病，但他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1968年的第一天，罗克像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地抗议、强烈地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几个年轻伙伴正聚集在罗克的小屋里，罗克进来了。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高，当谈到一些青年思想混乱，有的甚至想出国时，罗克讲了几句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多少年后，同伴们一想起罗克，耳边就响起了他那正气凛然、斩钉截铁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四天，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同志？”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其实不是现在人们公认的真理吗？
身陷缧绁之中，遇罗克还是非常渴望读书。他给家里写了一张纸条，开列了十几本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还要一本俄文本《毛主席语录》。哪知狱中除了《毛选》，别的什么也不准看，更不用说读外文了。
“咱们聊天吧！”遇罗克向也是受迫害的几位难友提议。他同在水泥厂工作的青工聊水泥生产过程，同在美术学院学美术史的学生聊美术，无形中又学到许多知识。狱中学习时，罗克有机会就给大家讲毛主席诗词里的典故，有时还引申到唐诗宋词、平仄规则等等。他讲时的神态，哪里像个囚徒，俨然是个“教授”。他还给大家讲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可惜大多数人认为太抽象，难听懂。
“你能听懂吗？”罗克问学美术的大学生。
“能。”
“你对哲学有兴趣吗？”
“不大感兴趣。”
“不行。学哲学不单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锻炼的过程。学哲学能使你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有所提高。”
后来，他们两个又一起搜集古典诗词，从《诗经》直到清代，能记起来的都抄在撕成条条的用来写检查的纸上。两个多月功夫，积累了不少诗词。不料，在一次查号中被没收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很紧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扣上，更加难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在第44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听到话音里的杀机，起初有点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定死罪吗？继而他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又一次审讯中，罗克再次强烈地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谁能听进他的话呢？在又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人员和记录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我的牙膏用完了，请让我家给我送一袋牙膏来。”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像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那位学美术的大学生问他。
“值得……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而我两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含冤死去呢？遇罗克向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有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凛凛正气，有的是不怕死不变节的耿耿丹心。生死早已被他置之度外，惟一遗憾的是还有许多书未读，还有许多文章未写，还有许多事情未做，那只有留给朋友、弟妹，留给后来的青年同伴去完成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临终遗言。
纪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认识遇罗克的同志亲眼看到，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家人去领他的遗物，看到他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背心，直到死他也没舍得穿这件背心。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已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看今日，他生前痛恶的现代迷信，他坚决反对的封建血统论，正在受到日益深入的彻底的批判；他的那些经济主张，正在化为现实；他所热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大力发扬，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映红了祖国的长空和大地。
1979年11月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英雄的遇罗克，而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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