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地说了句：“胡闹！”转身就走了。
吴顺来了，他是柳净瓶和赵俊良动员来看大字报的第一批人中的第一个。当他看过“联合造反宣言”的内容后表情就很不以为然。他一边用脊背扛着后边拥挤的人群，一边不满地对站在身边的毛始波点评：“咋能一棍子把人打死？说‘六中一贯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话说的太绝对了麽！难道**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都没有一点？还有，学校的教材都是全国统一编制的，也是经过各级领导审查过的，咋能说‘传授的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小学一年级有篇课文就叫‘**万岁’呢！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都拉出来当毒草批判，就不客观、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说钱校长是‘处心积虑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就更加错误了！钱校长瞎好也是延安下来的干部，当年去延安也是九死一生。难道他提着头闹革命就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说他‘拒不执行**的教育路线’就更加可笑！‘拒不执行’？有啥证据？谁信吗，满篇都是鬼话！”
吴顺并不忌讳站在旁边的马碎牛，他底气十足、义正词严地只管说自己的，看上去格外激愤。
周围的人纷纷侧目，毛始波就吓的往后缩。
毛始波胆小怕事。虽然他觉得吴顺说的有道理，但他更怕引起马碎牛的误会。他尴尬笑着不敢答话。只是把身子慢慢往后挤，没料想后边的人却把他拥到了前头。直到有人使诈，谎称钱校长来了，这才得以踉跄着从闪出的人缝中逃了出去。看到他狼狈出逃，吴顺轻蔑地转过头去。不知道啥时候苟矫时就站在了他的另一侧，苟矫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内容到也罢了。现在搞运动，咋样上纲上线都不为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麽，兴的就是说过头话。只是这签名——唉，东西都贴到墙上了，才叫大家来看，这似乎有些——有些——不大好说。”说完，咂着嘴只摇头。
“有啥不好说的，这就是强奸民意！”吴顺忽然之间就变得恼怒异常。
“现在说啥都迟了，人家‘联合造反宣言’已经贴上墙了，咱还能咋？”苟矫时只摇头，看上去十分无奈。
“能咋？盗用全班的名义他就得给个说法！要不然我就敢给他撕下来！”
“算了吧，”苟矫时神情胆怯息事宁人地说：“上回你跟马碎牛打了一架已经吃了亏，何必呢。这次还是忍了吧，谁叫人家比咱歪呢。”苟矫时又叹气。吴顺猛然跨前一步，径直走到马碎牛面前，张口质问：“你跟谁商量了就敢代表六七级甲班全体？”
吴顺公然叫板，围观大字报的人惊讶过后都热切地等待着下文。一些知道他俩有过节的学生就悄悄讲述着两人以前的恩怨。更多的人却是卯足了劲随时准备参战。
当吴顺对着毛始波发牢骚时，马碎牛并不在意，他甚至还有一种看笑话的闲情逸致。毛始波的胆小怕事在班上是出了名的，吴顺对他发牢骚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引不起共鸣；是一只手鼓掌——挣死也拍不响。但当毛始波溜出人群、苟矫时对吴顺嘀咕时，马碎牛忽然警觉了起来。
苟矫时不是毛始波。他甚至被班上一些好事的同学称作“凤雏”。据说他的爷爷在晚清时中过举，还在浙江某地做过一任县令。他的父亲就此留在了南方，后来辗转到了上海，娶了一个上海女人为妻，这就有了苟矫时的生命。此时他的爷爷早已回到了渭城乡下，去过一个退休知识份子的清贫生活。他与儿子约法三章：上海女人必须到祖宗祠堂上香；每年必须回家乡省亲一次；叶落归根，将来有了孩子，长孙必须送回渭城承继祖业。儿子孝顺，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就这样，苟矫时四岁那年就离开了上海的花花世界，告别了时髦的小分头和吊带裤，仰着一张细皮嫩肉的小脸蛋回到了祖先世代生息的原始苍凉的渭城北原。
爷爷奶奶带大了他。这一点与赵俊良颇为相似。
走进中学大门时马碎牛就看出来了，苟矫时并不服气赵俊良。奇怪的是两人表面上始终客客气气、井水不犯河水。偶有接触也是满含笑意、电光火闪地一两句，好像双方都在避免正面冲突。平时苟矫时总能及时地指出老师课堂上的小错误，也常在和同学的交谈中更正别人语句中的口误乃至逻辑思维上的谬误。他还有一般能耐，那就是他能准确地说出班上每一个人的优缺点和特长，常常让被说者都不得不服。赵俊良却不是这样，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短处，也不注意别人说话时用词是否得当；他只求理解别人说话的本意就行。只有一样事他才认真，那就是给别人讲题的时候。
两人的外在神态也不一样。苟矫时永远都在仰着一张自信而傲气的脸；而赵俊良却总是低着头，一副猥琐相。
马碎牛认为苟矫时过于精明认真，骨子里却透着气量狭窄。不但没有赵俊良那种宽容的胸怀，似乎也没有赵俊良那么良好的涵养。这不对他马碎牛的脾气。他也曾问过赵俊良，怎么就不能像苟矫时那样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及时给以指出和帮助呢？赵俊良只是微笑，慢条斯理地说：“没有缺点就不是人。没有错误就没有社会。在指正别人和尊重别人上我选择后者。”马碎牛越想越对，频频点头。当时还评价了一句，说：“‘抬头的婆娘低头的汉’；你比苟矫时强。”此刻看到苟矫时和吴顺小声嘀咕就有些担心。他并不怕吴顺，吴顺充其量是个炮筒子，而苟矫时却实实在在是一把阴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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