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辞藻时时演进，最高指示日日更新。当轰轰烈烈的新鲜劲过去之后，搜索不出新的语句，也写不出耳目一新的大字报；日新月异的宣传墙上就再也难以看到各派红卫兵那敏锐犀利的文章了。没有了新的写作冲动、没有了新的批判对象，各派选择以口头方式讨论——谓之“口诛”——却再也难以提起“笔伐”的兴趣了。运动一旦进入固定模式，饱受刺激的大脑必然会在长时间的兴奋过后很快处于麻木状态。
人们终于见怪不怪了。
革命处于低潮，六中革命小将的大批判大辩论热情遭遇了空前的挫折。
对政治运动认识肤浅的人认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没搞头了；下来是如何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问题了。头脑敏锐的人和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却忧心忡忡，面对着无以计数尚无结论的牛鬼蛇神和未见分晓的政治较量，深信暂时的平静只是两次**之间的一个低谷，一个大战后的休整，一个翻新花样、更加残酷和更加迅猛较量的前奏。
“工学联盟”司令部里，除过赵俊良和少数人还在认真阅读报纸以期寻找重燃激情的切入点外，绝大多数人已经视报纸为废物了。
然而这不是最不幸的。
为了打破六中死气沉沉的局面，马碎牛提议召开各派联合批斗大会——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体现六中各造反派对走资派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革命形象，莫让牛鬼蛇神错以为天下太平了。为此，一次性把牛棚里所有的“阶级敌人”拉上了批斗会。各派公议后推选出十个发言人，分别代表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期对各色阶级敌人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由于派系各异，又是分别写稿，所以会前并未统一审稿。当第一位发言人——“工学联盟”红卫兵代表赵俊良——朗声读着他事先声明的“抛砖引玉”的发言稿时，候补发言的九位全都变了脸色！这些人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一和声地骂他狡猾，抢在第一位发言，害的大家都得重新写过。原来十位发言人撰写的批判稿居然都是抄自——或是改自——前天人民日报的同一篇社论以及关于该社论的评论员文章。骂归骂，但箭已经在弦上了，稿子总是要上台念的。于是，即将上台的九个人就寻纸的寻纸、要笔的要笔、匆匆修改，甚至划掉重写。一时间手乱的像刨食的鸡爪，嘴骂的像当街的泼妇；一个个怨气冲天地恨不得把赵俊良撕成条子肉。当赵俊良念完了他自鸣得意的杰作、踌躇满志地走下台后，各造反派公推的大批判会主持人马老师宣布下一个发言对象：“欢迎‘红旗’宣传部长何长鸣上台发言”时，铁嘴何长鸣急得在台下脱口喊出了实话：“等一下，我得重写！”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这件事对六中如火如荼的大批判运动的打击是致命的：从那之后，没有人再愿意上台发言了，惟恐与别人撞车。
大辩论的命运也比大批判好不了多少。听众的水平日渐提高，旁听时也就有了插言的勇气。以前呆头呆脑公鹅一样一言不发，现在却眯缝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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