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1908

    光华元年3月，金宰阗接连下达了两条敕令，一条是《军机处撤销令》，另一条是《内阁组织令》。

    按照《军机处撤销令》，自即日起，撤销军机处及其一应附属机构。从而结束了这个自雍正年间便设立的，具有极大权力的机构的历史。另外，也撤销了殿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的名义。这是为了避免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和以前的内阁相混淆。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权沿袭元朝的制度，在中央仍设中书省作为佐助皇帝综理政务的机构，而宰相仍是皇帝在朝廷上最重要的助手。但宰相因为权利重大和明敏干练使皇帝的意愿难以任意实施，甚至威胁皇帝本人的权利和地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情，更为元代的历史所证明。有元朝这个前车之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宰相就成为一种新的必然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丞相，废中书省，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中书省被废除后，实行了权利分流，其职被分于六部，由皇帝直接管辖。缺少了辅政机构，政务繁缛很快使朱元璋感到力不从心。他“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乃建四辅官，以四时为号，诏天下举贤才。”所谓四辅官，是“仿古四时命官之制，春夏秋冬四辅官，俱兼太子宾客，隆坐论礼，协赞政事，”四时轮值，并可封驳疑狱，秩正三品，以补皇帝个人专断之不足，已经具备了后来内阁职能的基本特征。但不到两年这一制度就被废除了，究其原因，固然是这些老儒起自田家，淳朴无他长，不能达到辅政的要求。而实质上，则是君主集权制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已经很难再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辅政体制了。

    四辅官的设置失败后，朱元璋将原中书省的议政权几乎全部移入翰林院。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命法司录囚，会翰林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十二月，又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在此之前，翰林院并无“考驳诸司奏启”的职掌，这一议政权原属中书省。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开始设置殿阁大学士备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是在普通翰林官“考驳诸司奏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议政咨询机制，是明代内阁辅政制度的开端。

    明成祖即位，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因文渊阁地处内廷，阁臣又常侍皇帝於殿阁之下，故称内阁。其时，专理诏册和制诰，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章奏亦不通过内阁，一切章疏批答皆出自皇帝。比起太祖时，内阁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此时应该还不及清朝的军机处权重，军机处除了掌书谕旨外还有其他很多的权力，譬如参赞军国机务，参赞重要政务及刑狱等。

    洪熙时，内阁权力渐重，可以条对皇帝提出的议题，大学士加官至师、保及尚书、侍郎。自后，多以尚书、侍郎授殿阁大学士，六部也逐渐要禀受内阁奉旨而后施行。宣德和正统时，先后设东制敕房和西诰敕房，由中书官掌办文书，是为内阁属吏，阁制始备。皇帝批答内外所上奏疏，始命阁臣拟出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在各疏面上，谓之条旨或票拟。然后由皇帝朱笔批出，谓之批红。大事大疑仍命大臣面议﹐议定后再传旨处理。英宗以幼龄即位，凡事令内阁议行，票拟遂成定例。内阁以有代言拟旨之责，渐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

    到了清朝，虽然仍然设有内阁，但内阁的权力一直都不大。内阁的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

    按照《内阁组织令》的规定，从即日起成立中华帝国首届责任内阁。内阁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国防、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邮政各部，内阁首长称为内阁总理大臣，各部首长称为各部国务大臣。内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

    内阁既然成立，金宰阗便依据《中华帝国宪法》，特旨任命康有为为内阁总理大臣，再依据康有为的提名，任命各国务大臣，分别是：

    外交部大臣陆征祥

    内政部大臣杨度

    财政部大臣熊希龄

    国防部大臣铁良

    司法部大臣梁启超

    教育部大臣严复

    农林部大臣汤化龙

    工商部大臣张骞

    交通部大臣陈宝琛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获胜，金宰阗命令载沣、铁良、蒋百里等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以及张骞、杨度、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