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话音一落，赵俊良抢在其他班干部前边说：“钱校长、张书记，我们还是愿意先听听两位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
“一个陷阱。”许多班干部暗自点头。
钱校长并不犹豫。他只是警觉地看了赵俊良一眼，假意对张书记谦让了一下，一脸正气地说：“我坦城地告诉大家，彻底停了文化课专职搞大批判我是不同意的。这里毕竟是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家长送大家来学校的目的，我想也是不言而喻的。从全国运动发展的形势看，似乎绝大多数的学校都还在正常上课。虽说一些地方运动失控，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只是局部现象，不会长久。我相信我们党是有能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的。”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勇敢地看着这些惊讶于他敢讲真话的学生。
赵俊良问钱校长：“你不觉得这是拿文化课来压大批判吗？”
“只要在时间上安排好，我认为不是。”钱校长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认为咋样安排合适呢？”
“我建议上午上文化课，下午集中时间搞大批判——只是建议，还是想听听同学们的意见。”
赵俊良一句一个陷阱，钱校长也紧追不舍地跳了下去，但结果却出乎赵俊良的意料，班干部们并没有对钱校长暴露出来的“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嘴脸”表现出应有的愤怒。多数人的表情似乎还同情他的光明磊落和佩服他考虑问题时的面面俱到和良苦用心。赵俊良有些焦急，他感觉到自己是给钱校长帮了一个大忙。方才所提的三个问题看似刁钻，却恰恰给了钱校长一个表明心迹的机会，让他大义凛然地展示了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关怀，表现出一个长辈对年轻一代的爱护；甚至还有一种不惜为学生成材而甘愿犯错误的悲壮气概。
看来仓促应战的学生总是敌不过老谋深算的老师，更何况他是管老师的。
“难道就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在六中横行下去吗？”
赵俊良气馁地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马碎牛，奇怪他今天为什么突然变了性子？马碎牛气定神闲稳稳当当地坐着喝茶，还时不时地吐着喝进嘴的茶叶。他既不认真听钱校长说话也不在意赵俊良提出的三个问题。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充耳不闻，倒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赵俊良只有干着急。
后排有人说话了，是水平的声音，有人帮腔，赵俊良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钱校长，对于你的建议我有不同看法。我们在‘联合造反宣言’里提出了文革与文化的‘主次说’，其论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以大批判为主、以文化课为次。我不知道钱校长是否也是这样理解我们这一观点的。如果钱校长能同意我们这个‘主次说’的观点，那应该是上午开展大批判、下午酌情安排几节文化课才对——为什么要倒过来呢？------”水平给了大家一个短暂的思考时间，接着说道：“钱校长，我很难把你那不合时代潮流的建议和你刚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表示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联系起来。希望你作出解释。”
一直微笑着坐在一旁的张书记开口说话了：“同学们，我看大家是不是换一种思路看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是师生关系、是革命同志而非敌人，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就刚才这个问题而言，大同是什么呢？至少我认为钱校长和上述两位班干部的意见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都不反对上文化课——当然，也都不反对开展大批判。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既然水平班长提出上午上文化课不合适，没有摆正学习与革命的主次，那就倒过来，下午上文化课行不行？再不然，上午上两节文化课、下午上两节文化课行不行？我想，在这几种方案里选出一种不会是很难的吧？”
水平高深莫测地笑，说道：“张书记的选择法使我想起了朝三暮四的故事，我们可不是愚蠢的猴子。不过，我还是想先问一下，张书记认为那个方案好呢？”张书记轻松地笑着：“你朝三暮四的说法言重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正如钱校长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谁也不知道该咋搞；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学习。所以，必须由我们自己趟出一条路子。水平班长问我哪个方案好，我看还是把文化课分成两次上吧，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课和下午的一、二节课。同学们既不会觉得课重也不会耽误大批判，于国于己都有利。”
一些班干部心动了，交头接耳，满足于这微不足道的胜利。有点头的也有小声嘀咕的，甚至还有人感动于校领导考虑问题的周到、通情达理和处处为学生着想。六八级丙班的班长带头表态说：“我们班同意张书记的方案。上午两节文化课、下午两节文化课。其余时间开展大批判。”表态时他慷慨激昂、激动万分，说完后不见有人响应，随即就心虚了，紧张兮兮地坐了下去。还有几个班干部也把头聚在一起小声商讨，随后分别表态，表示支持张书记的方案。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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